毕竟还是中古时代的思维啊，毕竟还是受到儒家思想教养长大的思想，满清朝廷包括载淳当然知道钱的好处，也知道朝廷沒有钱是绝对不行的。
可是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老旧的实物和金银上，丝绸是财富、瓷器是财富、茶叶珠宝香料当然也是财富。
田地、草场、山林、湖泊、河流……甚至牛羊、人口也都算朝廷的财富，唯独这个债务满大清的人谁都不会认为这也是财富。
这种思想并不是大清所独有的，整个亚洲现在基本上财政思维还是停留在最原始的流水账水平上，所谓大清的户部也不过就是算一算加减法罢了。
一年下來各省的商税是多少，农税是多少，海关税是多少，加在一起算一个总数，然后还要看各省欠多少，最后递解进京的实际数量又是多少。
算完收入就要算支出了，官员的们的俸禄，军队的饷银，河工的银两也不能差了，给列强的赔款更要算清楚……一桩桩一项项，最后得出的一个总数，那就是亏空了。
很遗憾我无法说出盈余那两个字，因为大清朝已经好几十年沒有见过盈余了，按照户部的记录好像也就是道光初年曾经有几次营收平衡，至于以后那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债务问題其实从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困扰朝廷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一共五代帝王，就沒听说过又一年不被债务所困扰的。
朝廷穷啊，打仗需要钱，养八旗祖宗们需要钱，洋人的赔款更是需要钱……但是另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是，纵观整个晚清，中国的白银其实是在净流入的。
你沒有听错，别看赔款赔出几亿两白银，但是实际上流出国门的实物白银并沒有多少，其中核心的原因就是白银在欧洲根本就不算货币，只有亚洲人才认白银当钱呢。
白银在欧洲就是一种相对比较贵重的矿石而已，尤其是十九世纪北美和墨西哥的银矿纷纷进入了丰产阶段，全球的白银供应平衡被打破了，供大于求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这时候的欧洲人已经从不同国家金银兑换的比例中看见商机了，用北美矿山里产出的白银拉到中国去兑换黄金和各种名贵货物，然后运回到欧洲这样不仅能够赚取正常的商业利润，同时还可以赚取金银汇兑中的差额利润。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户部应该赔偿英国100万两白银的条约赔款，那么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傻傻的用船拉着这一百万两白银回国。
他们会在大清就把这一百万两白银花掉，一部分可以兑换成金子，而更多的则是用白银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甚至猪鬃、皮革……等等东方特产品。
银子留在了大清，货物却被拉回了伦敦，这些货物在伦敦出售之后，政府和承包商得到的可是金本位的英镑啊。
这才是十九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模式，也正因为如此纵观整个晚清市面上的白银越來越多，以银本位來衡量物价，你就会发现市场上的东西越來越贵了。
康熙年间四九城一套小四合院一二百两银子也就足够了，但是到乾隆年间同样的四合院就要八百到一千两纹银，而到了同治年间明明饱受战火摧残的大清，物价却更高了，那样的四合院沒有三四千两白银是绝对下不來的。
还有一个旁证，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杭州元宝巷里的豪宅，总造价就花掉了50多万两白银，而在康熙初年朝廷整修三大殿的拨款也不过一百多万两。
难道是胡雪岩的宅子要比皇城三大殿还名贵吗，显然不是这样计算的，两百多年的贸易中国净流入白银是多少，这些白银引发的轻微通货膨胀又是多少，同治年间的五十万两购买力跟康熙年间可完全不一样。
肖乐天清楚的看到了问題的核心所在，一方面是朝廷沒有钱了，严重的赤字让中枢根本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个连百官俸禄都要打折扣的朝廷，还能有什么威慑力。
而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大量白银淤积，不是说中国沒有钱，而是朝廷无法动员出來，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朝廷需要钱，但是沒有钱那就只能买官鬻爵包括加税，可是这种行为传导到民间自然会造成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苦不堪言。
赤贫的百姓就是社会动乱的源头，盗贼、强盗甚至叛军开始作乱地方，让原本就不好的地方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地方督抚们只能花钱采购武器训练军队去镇压。
这可好，原本应该递解进京的钱粮，在地方上就被花掉了，结果送到北京城的钱粮也就越來越少了。
你看看，压力又回到京师了，那么朝廷更沒钱了，就得更加的想办法，他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啊，无法就是加税和买官鬻爵，实在不行去找洋人银行拆借一点，可是最后还是得还利息。
结果朝廷更把压力传递给民间了，结果弄得民间更加苦不堪言更要反抗，结果地方更要镇压，这样的死循环一圈又一圈的往下转着掉，最后将清朝的国运彻底拖到了深渊。
肖乐天知道，其实这个死循环并非无法打破，这就跟三角债一样，只要有一笔全新的资金注入进去，就能一下子切断这个向下的螺旋。
而用债务捆绑税收然后发行信用货币，则是解决这个困局的最好办法，现在乐天银行在江南发行的户部债券，其实就是用大清和乐天洋行双重的信用來进行担保，抗风险性可不是一般纸币能比的。
之前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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