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的用途极为广泛，称之为千用材料也不为过。特别是在即将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它将被制成插头、插座、收音机和电话外壳、螺旋桨、阀门、齿轮、管道；在家庭中，它出现在台球、把手、按钮、刀柄、桌面、烟斗、保温瓶、电热水瓶、钢笔和人造珠宝上。
只有知道酚醛塑料潜力的人，才会知道，它将在数年或十数年后出现在现代文明的每一种机械设备里。所以，陈文强既然已经提前六年发明了塑料，事实上就已经掌握了一道财富之门。
尽管会因为设备、技术、工人等条件的限制，建起的化工厂的产量也无法垄断全世界的使用，但在专利保护到期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会采取各种手段，将其利用到极致。
而在大阪博览会上，天厨味精和酚醛塑料都是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就连服装玩偶也是创新超前的，成为中国馆的最大亮点，当之无愧。甚至引起外国商家企业的关注，也并不意外。
金河和赵维骏议论着走了过来，他们还在为新药让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占了便宜而感到不甘。两人都剪了辫子，金河倒无所谓的样子，赵维骏有时还显得多虑，担心老爹赵海镇的责斥。
“有失有得，倒也算不了什么。”陈文强笑了笑，对王卓然、金河等人说道：“不过是在新药的研制发明中将其列为重要助手，并给予他此药在日本的独家代理销售商身份。一是名，二是利，被咱们用名利打倒了，又有什么不甘心？再说，没有他的实验证明，新药的问世还要多费周章。”
“不用他，在中国要找试药的还不是一抓一大把。”金河对此不以为然。
见赵维骏也是理所当然的表情，陈文强不由得沉吟起来，好半晌才有些低沉地说道：“你们说的也不无道理，但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还是要珍惜人命。在东京的时候，你们也听到了很多有关国家、民族的言论。不管你们怎么想，现在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要提高民族尊严，最基本的便是把人当人看。否则，谈何尊严？”
把人当人看，似乎是病句，又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又有谁能做到？现在再到以后，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革命者，以及纷繁登场的军阀、政客，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却依然没有底层的百姓放在眼里。
不管是纵兵烧杀，还是凶恶屠戮，几乎就没有人被追究罪责，甚至根本就无人提到追究罪责。普通百姓死多少，似乎都无关紧要，都跟政治家们无关，只要利益、权势合适，他们甚至可以去赞颂屠杀者。
比如张勋，制造了南京屠城事件，一样是高官厚禄；而且其失势后能安享晚年，死后还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名人，包括孙中山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而对南京屠城中死难的数千无辜者视而不见。
陈文强未必知道得这么多，这么深，但现实社会的残酷已经向他展露无遗。底层民众的麻木不仁、缺乏觉悟，难道不是长期被忽视、漠视所造成的心理扭曲吗？
在重生之前，陈文强曾经听过一个精确的概括：民主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政治。对此，陈文强虽然并不完全肯定，但他觉得，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谈民主岂不是令人笑掉大牙？
王卓然、金河、赵维骏都很茫然，时代的代沟使他们一下子很难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极多的信息量。
“慢慢体会，慢慢琢磨吧！”陈文强轻轻摆了摆手，窝回到椅子里若有所思。
一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在陈文强看来，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新药的发现，也不是产品的光明前景，而是在人脉上的巨大突破。
先后八次参观大阪博览会，深有感触的张謇；参观大阪博览会，因会中竟有中国古钟在展，而愤感列强欺中国太甚的徐锡麟；博览会中国馆湖北省出品委员会候补道桑宝等官府中人；在东京由邹容介绍还认识了“军国民教育会”钮永建、龚宝铨等人……
或有意，或偶然，陈文强结识了方方面面的人物，当然也包括现在东京的两位重量级名人，孙中山和梁启超。一位是查理宋所托他携款转交的革命的北辰；一位是大师级的学问家，保皇改良派的领袖之一。
但陈文强在东京沸扬喧嚣的氛围中，受到了鼓舞，因为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忧国忧民，可在另一方面，陈文强也意识到在狂热、激昂背后的浮躁和冲动。而在正确的道路确定之前，这样的浮躁和冲动令陈文强感到忧虑。
密尔曾说：“比起个人来，时代更容易犯错”。现在，陈文强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虽然这句话未必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如果只是跟着时代的洪流走，你就极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在真正的能让陈文强心悦诚服，并愿意竭诚追随的领袖出现前，陈文强觉得跟这个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可能更好。
换句话说，梁启超和北辰都不符合陈文强心目中的要求。固然要求可能严格，但在革命的认识上，连陈文强都不如的话，又怎么让他俯首听命？
在战争后，尘封了数千年的国门不再只开个门缝而是完全开启。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开始涌动，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再到实业救国，各种资本主义的思潮开始不断展开实践。大浪淘沙下，康梁变法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和孙中山主张的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对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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