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从来对他就没有好脸色。张明洋更不服气，两人同样的年纪，凭什么金自立是主任，他就只能是组长呢？
尽管之前在金秋厂，我也被高总和孟小姐他们当过鱼蚌相争的棋子，但那都是公司的高层，没想到樱之厂小小的人事部办公室政治也这么复杂。我听得入了迷，不时傻傻地问：“真的？这是真的么？”
王磊也一直在倾听，不时说几句：“哪里都是这样的，你别放在心上。”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总之，他说了很多，但我没听到一句实质性的内容，感觉这个人城府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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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王磊，张明洋却坦城得惊人。酒到半酣时，他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的经历。
张明洋是江西人，1997年大学毕业，那时候的大学生己经不象以前那样包分配了。再加上没有钱和门路，他只好和三个同学到最偏远的一个村委会做选调生。虽然同是选调生，但有的选调生家里有钱有门路，下基层只是为了“镀金”，给以后的提拔做铺垫。而他这样没钱没门路的，也许一辈子也只能呆在村委会了。
1998年水灾严重时，江西到处人心惶惶，修了很多水坝。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水坝上要有人守夜。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他们同去了四个选调生，但村委会一连七天都派他一个人去守夜。后来他才知道，其余三个人不是靠山很硬，就是拿了钱的。
第八夜，水坝果然被大水冲开了，险情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他本该堵上大坝或做别的补救措施。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若死了，便没人赡养父母，一念之差，就转身就逃走了。幸好水坝虽然被冲开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却因此丢了选调生的身份，并从此与主流社会无缘。
当时本想留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同学，但刚到火车站广场手机就被人偷去了。以前总听人说广州太乱，他本来还半信半疑，手机被偷后就相信了，再不敢呆在广州，就来了深圳，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年深圳的冬天格外冷！
他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医药代表，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如果药品统一采购，实行公费医疗，国家要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让病人鱼肉人，医生成为刀俎。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格局生存的。
没做医药代表前，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因为医院更贵，做了这行后，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但卖出才常常几十、几百元。
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全国总代理）为1。5元；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多数为私人承包）的价格为5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30元，其中25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12到15元，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2到3元，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3到8元，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药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35元，其中5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45元，其中10元为医院自留利润。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30倍，据说成本低得可怜。
出厂价1。5元的药就可以卖到45元，至于出厂价15元的药，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病人进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交，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药价越高回扣越高，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当然，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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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洋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还是好车。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特别是中午时分，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就开车走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这些消费，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
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张明洋仅做了半年，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但他却毅然辞了职，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真是应了那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辞去医药代表后，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他有理论知识，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是个人都能做，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就特别大，反正中国人多，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更重要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有时还为工人说话，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直至辗转进了樱之。但明天，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
说到这里，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看来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明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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