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他讪讪缩回手:“她回去了,我刚把她送走。”
我讥刺道:“她回去了,你不跟她一起回吗?”
他无辜地说:“回什么家?这几天她一直在和我闹,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别说她了,你不要离开金秋厂好不好?”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恨声说:“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你!”便快步离开了。
第二天我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用的一台小计算器,按照公司规定,凡是离职时没有交齐公司物品的,一律扣除进厂时的200元押金。虽然明知道这规定不合理,但心灰意冷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论理了,只好忍疼被他们扣了200元。更让我郁闷的是,被押的两个月工资不能现在领,只能在每月厂内统一发放工资时回来领或找厂内熟悉的人代领。
我再也不想进这个给我羞辱的厂了,便在代领人一栏填了李梅的名字,然后将代领条给她。李梅一直在埋怨我不该太冲动了,以后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厂呢?我唯有苦笑。
办理完离职手续,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走出我生活了两年的“金秋”厂。“金秋”和我三年前看到时一样漂亮。我想外人是想象不到的,就是这幢漂亮的花园式厂房,湮没了我两年的青春。我现在走出来了,但还在近万人的青春继续被湮没着。
对于富裕的东莞来说,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但用血汗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年复一年。如果我还样继续干下去,直到我两鬓斑白时,我仍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外面精彩的世界,依然离我很遥远!
210。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把很多东西都寄放在李梅房间里,只提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当我坐在大巴上,再也看不到“金秋”那熟悉而漂亮的花园厂房时,想到未知的前途,忽然意识到,自己做了辞职的决定,也许是太冲动了。
好在到东莞打田美霞手机时,她很快跑出来接我了,这让我稍稍得到些安慰。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个十元店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带一个新的客人进来,可以免费住一晚。田美霞因为带了我,那晚的住宿费就免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很感激她。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可共40个人入住。推开房门,一股潮温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味,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杂乱无章。客厅较宽的一边紧紧挨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拼成的大统铺,床铺没有一点缝隙。下铺报纸、饭盒摆得到处都是,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一边吃着闻起来很香的化学菜,一边喝啤酒划拳,他们的划拳声很大。客厅较窄的一边只放了两张下下铺的铁床,两男两女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男青年染着满头黄发,见我进来,冲我吹了声口哨,淫邪地说:“又来一条美女。”
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愤怒与羞辱。我这几年努力工作,努力想找一个大学生做男友,就是为了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划清界线,没想到最终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我卑视自己!
除了客厅,另外还有四个房间,有三个“男客房”,一个“女客房”,我住的“女客房”约八平方米的样子,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将房间几乎占满了,开门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放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也许是年久失修,我往床上一爬床就会乱晃起来。由于没有踏脚的地方,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睡在上铺的田美霞提醒了一句,我才踏着邻床上用三角钢筋焊上去的一个踏脚爬到了床上。但只要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唤声。
床上浅蓝色花的薄棉胎早就失了原来的颜色,似乎还湿漉漉的,我用手一摸,还有些发粘。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让人忍不住作呕。
恰好老板进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说:“老板,这被子太臭了,能不能给我换一床?”
211。
没想到老板大发雷霆:“有被子盖就不错了,才十元钱,你还想享受总统套房待遇吗?”说完,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扬长而去。要是在家乡四川,被人这样喝斥,我早就羞得钻进地缝里了。但是现在,历经了近三年的白眼,我竟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夜睡在冰冷的草席上,盖着发臭的被子,想着未知的前途,我一夜无眠。
因为没睡好,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刚睁开眼我就看到房顶上几个硕大的蜘蛛网,左手边还爬着一大一小两只蟑螂。我忽然怒从中来,将手上两只蟑螂迅速抓在手中,用力捏得粉碎。然后拿起一张招聘信息报,将头顶的蜘蛛网包在报纸只,拼命挤压着,当看到报纸上被挤成一滩齑粉的蜘蛛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我消灭掉蟑螂和蜘蛛后,心里舒服了一下,这才感觉很想上洗手间,便穿衣下床。店里的大部分人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几个人还在睡觉,昨天打版的两男一女在静静吃着早餐。十元店有两个洗手间,一大一小,全都是污水遍地,潮湿阴暗,骚臭气熏天。
小洗手间里有人在用,大洗手间里有一个黑衣女孩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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