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哈啰,雷德,”他喊道,“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道,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当然好,”我说,“真美,多谢。”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
我点点头,明年是我入狱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阴都在肖申克州立监狱中度过。
“你想你出得去吗?”
“当然,到时我应该胡子已经花白,嘴里只剩三颗摇摇欲坠的牙齿了。”
他微微一笑,把脸又转向阳光,闭上眼,“感觉真舒服。”
“我想只要你知道该死的冬天马上来到,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他点点头。我们都沉默下来。
“等我出去后,”安迪最后说,“我一定要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有阳光的地方。”他说话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还有一个月便要出去似的。“你知道我会上哪儿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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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三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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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齐华坦尼荷,”他说,轻轻吐出这几个字,像是唱歌似的,“在墨西哥,距墨西哥三十七号公路和仆拉雅阿苏约二十英里,距太平洋边的阿卡波哥约一百英里的小镇,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形容太平洋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说太平洋是没有记忆的,所以我要到那儿去度我的余生。雷德,在一个没有记忆、温暖的地方。”
他一面说,一面捡起一把小石头,然后再一个个扔出去,看着石头滚过棒球场的内野地带。不久以后,这里就会覆上一英尺白雪。
“齐华坦尼荷。我要在那里经营一家小旅馆。在海滩上盖六间小屋,另外六间靠近公路。我会找个人驾船带客人出海钓鱼,钓到最大一条马林鱼的人还可以获得奖杯,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厅中,这不会是给全家老少住的那种旅馆,而是专给来度蜜月的人住的……。”
“你打哪来的钱去买这么一个像仙境的地方?”我问道,“你的股票吗?”
他看着我微笑道,“差不多耶,”他说,“雷德,你有时真令我吃惊。”
“你在说什么呀?”
“陷入困境时,人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安迪说,他圈起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假设有间屋子里满是稀有的名画古董,雷德?再假设屋主听说有飓风要来?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人总是怀抱最乐观的期望,认为飓风或许会转向,老天爷不会让该死的飓风摧毁了伦勃朗、德加的名画;万一飓风真的来了,反正这些东西也都保过险了。另一种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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