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竭。(《江表志》)
虽然此君为帝,很糟糕,但比之历代穷凶极恶的独夫民贼,李煜属于既无大善,也无大恶的一个。加之大家对他的诗怀有好感,对他的死抱着同情,也就不咎既往。而且,为帝之初,大概还是做了一些不庸不昏的善政,陆游在《南唐书》里说,“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江南这块地方,只要不打仗,就丰衣足食,也许由于短暂的偏安小康局面,拿进贡的银子买来的和平,诗人又不安生了,领导潮流,别出心裁,异想天开,匪夷所思地兴起一股缠足之风。
饱暖思y欲,也真是拿这位“食色性也”的皇帝无可奈何。
据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考证:“裹足之事始于何时?《道山新闻》云:‘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是为裹足之始。”由他始作俑,直到辛亥革命才终结的缠足陋习,据西方学者霭理斯认定,这是一种xìng_nuè_dài的变态行为。竟折磨汉族妇女,达一千年之久,这位诗人皇帝,按上海话讲,可就是真正的作孽了。中国出了三百多位皇帝,独他这个举动,是最出格的,最具其个人色彩的,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哪怕全世界的皇帝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位用这样方法青史留名者。
李后主之死(3)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故尔“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中国人习惯了上面咳嗽,下面感冒,皇帝放p,臣民就是五雷轰顶,诚惶诚恐。要是这位情圣兼诗人,不当这个国主,没有这份最高权力,会弄成举国皆小脚娘子,蔚然可观的盛况来吗?所谓群众运动,说到底,是运动群众。如果李煜仅仅是一位诗人,有这种变态心理,顶多骗骗几个没头脑的女孩。但他是至尊至贵的天子,发出史无前例的缠足号召,马p精跟着起哄,御用文人跟着鼓吹,可怜的老百姓敢不雷厉风行么?
所以,权力这东西,很怪,很可怕,它具有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能将人性中的最本质的恶,释放出来。释小恶,则斤斤其得,孜孜其欲;释中恶,则不择手段,无所不为;释大恶,则恬不知耻,倒行逆施。这公式就是:“权力+诱惑=邪恶”。越大的权力,越大的诱惑,也就产生越大的邪恶。私欲膨胀到了极点,野心萌发到了极点,最后就成了晚期的癌症患者,转移扩散,不可救药。
李煜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时,顶多是优哉游哉的公子哥儿,石头城中的第一情种;可一当上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皇帝,权力使他往昏君方向发展。提倡缠足,就是他的恶的一次释放。
老实讲,手中握有权力,是了不起的,神气活现,吆五喝六,前呼后拥,p股冒烟;对有些人来讲,是祸,是福,还得两说着呢?这些年,冷眼旁观周遭的文人,当官当得###不离十者,固然有,而当官当得声名狼藉,顶风臭四十里者,好像更有。小人得志,蝇营狗苟,欺世盗名,永无厌足,在权力催化下引发的人性畸变,哪里还有什么文人品味,一张r脸上活生生写着名利二字,令人惨不忍睹。
继而一想,这班人写不出东西,不捞名谋利,又能干什么呢?
王国维所说的“真”诗人,那是有“真”本事的。治国为其短,写诗为其长,打仗是其短,作画是其长。《珍席放谈》一书说:“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作者高晦叟,为宋代人,距李后主不远,有这个评价,足见诗人fēng_liú绝世,才华绝代,并非溢美之词。
公元962年(宋建隆二年),李煜继位之时,给赵匡胤打了个报告,他对他自己不适宜当皇帝,更适宜当诗人,很清楚地表明了内心的苦衷。“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宋史》)本来,李煜毫无继位的可能,其父皇李璟之后,说好了的接班人,有两个“兄终弟及”的叔叔,还有一个立为太子的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注定要当一辈子闲云野鹤,所以,他思想上没有一点点储位的准备,也不存有丝毫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一天到晚,美女,醇酒,吟诗,作画……享受生活,徜徉在诗歌和美学的王国里。
他排行老五,那龙椅根本轮不着他坐,他就成了金陵城内的王孙公子,fēng_liú情圣,桂冠诗人,快活神仙。但是,上帝爱给人开个玩笑什么的,很快,将其接位途程上的障碍物,一一请到了天国。阁下,你就等待着加冕吧!一个写长短句的闲散之人,偏要他去日理万机,“一种心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蝶恋花》),只好硬着头皮,在金陵登上帝位。
他喜欢南京,不愿意到他父王的都城南昌去。宁可在南京向赵匡胤称臣十五年,也不到南昌去当更独立一点的皇帝,这就是诗人的抉择,也许石头城钟灵毓秀,能给他更多诗的灵感。
我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到南京去过一次。那时,张弦还健在,作为热情的东道主,定要陪着逛逛六朝故都,都是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朋友,也就无须礼让的了。出发前,他说,客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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