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就走开了霉运。根据刘晓梅供述，公司有重大的偷税嫌疑，恐怕每月都要偷个几十万，然后列举了两笔可疑的付款凭证，说她就是因为看到这凭证多问了两句，所以被灭了口。刘元不懂财务，曲曲折折地审问了半天，最后得出结论：不管刘晓梅说的是真是假，公司都脱不了犯罪嫌疑，否则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日本鬼子胆敢再次犯我中华，这事非同小可，上关乎国家气运，下关乎自己的房产证，去吓唬他们一下，说不定就能有什么好处。刘元当年虽然当过积极分子，但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早就明白了“票子比气节重要”的道理：没有票子，哪来的气节？有了票子，还管他什么气节。
十天后，他一脸严肃地找鬼子老板摊牌，象修权伍一样开口就是外交辞令，说离职员工刘晓梅投诉公司偷税，希望公司能及时给她答复。那个日本老板是个中国通，熟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知道“兵不厌诈”的道理，歪着脖子想了半天，说刘君你知道的，鹤堂公司从来都没违犯贵国的法律，即使出了什么问题，也只能怪贵国的法律不够完善。这话挺气人，刘元梗着脖子坚持，说我还是希望公司慎重处理此事，避免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太君笑了，色眯眯地盯着他看了一分钟，阴恻恻地说：“贵国有个成语叫“投石问路”，刘君，你不是在问路吧？”刘元被说中了心思，脸微微地红了红，知道该表态了，说我这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另外，“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希望公司能够真正地尊重我的国家。”想想有点惭愧，到公司四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说自己是中国人，以前从来都只谈“以公司为家”。日本太君喝了一口茶，表情不咸不淡的，说我知道了，你出去吧，公司一定会慎重处理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刘元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光，先是被关了七天，出来后工作没了，房子收回去了，连赵捷也不理他了。失业继之以失恋，破财继之以破家，刘元一时想不开，爬到地王大厦楼上，差一点就跳了下来。关于这一切，他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不知道那是阴谋还是天意，但不管是日本人陷害了他，或者是上帝陷害了他，都已经不再重要，时隔多年之后，刘元笃信佛学，谈起这段经历，他若有所思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吓唬皇军的第二天，他带一个鬼子去福兴街找女人，那是个周末，他对赵捷撒了个谎，说要去江门出差，让她自由活动，还顺便来了句荤的：“你先憋着，养足精神，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赵捷咯咯地笑。午夜之后，他带着鬼子直接去到紫水晶美容院，把大厅里的七十多个小姐逐一检阅了一遍，最后挑了一个波大如斗的奶妈，老板娘是老熟人了，力劝刘元自己也打包一条女，带回家慢慢享用，刘元笑着摇头。他戒嫖一年多了，自从上次生过大疮，他对嫖娼这事一直有点怕，表面上一个个都如花似玉，但脱了裤子有几个是干净的？另外刘元也玩够了，声称要为未来的妻子“保留最后一点清白”。付了台费后，他带着那对狗男女上了出租车，日本侵略者在后面摸摸索索地做小动作，中国花姑娘嗤嗤娇笑，刘元耳中听音，心头暗笑，正得意呢，出租车转上了深南大道，一堆警察如狼似虎地把他们截了下来。
那是1998年9月27日，中秋节快到了，明晃晃的月亮挂在中天，照得人间一片清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对中国公民说的。要是外国人也跑到法律面前，那中国人就只有干等，没有平等。面对警察的询问，日本嫖客出示了一下护照就没事了，只剩下刘元和那个瑟瑟发抖的姑娘。嫖客临走前隔着车窗跟刘元对视了一会儿，两个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车开动了，那鬼子轻轻地笑了笑，笑得一脸奸诈，刘元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微微地哆嗦了一下。
你和她什么关系？
朋…友。刘元强作镇定。
朋友？她叫什么？
刘元傻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姑娘也在发抖，抖了一会儿，眼泪叭嗒叭嗒地掉了下来。
嫖娼，罚款3000。再把你的暂住证拿出来看看。
刘元身上有3200元，缴罚款不是问题。但他的暂住证过期了。
刘元快哭了，结结巴巴地辩解：“不是我，是那个日本人要嫖，我只是带他……带他过来。”
再说一遍，警察冷冷地笑，“你是说你介绍mài_yín？”
刘元脑袋嗡地一响，知道大事不妙，嫖娼只不过罚罚款，介绍mài_yín可就是犯罪。他一下子抖了起来，心中象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塌下来，轰轰作响，“是我，是我嫖娼……”说着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错了，你放过我吧……”
生活是脆弱的，刘元说，你辛辛苦苦的经营，一个意外就能让它全部粉碎。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刘元说，这世上谁都靠不住，落难的人没有朋友。
他打陈启明的手机。响了三声，断了，再打过去，已经关机。
他给张涛打电话，“你能不能帮帮我？带1000块钱来，我明天就还你。”张涛象是没睡醒，含含糊糊地说我哪有那么多钱，上次跟你借你都不肯。刘元结结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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