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和出多余的农副产品。
报酬以“工分”形式体现,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日报酬和针对农忙时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具体到每个劳动者(社员)的工分档次由生产队负责人会议核定,对负责人会议的核定出现异议则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审定。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事务性的农业劳动。记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为最高,多定为10~12分,即有的生产队男壮年劳动力报酬定为10分,有的定为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日12分为例:
成年男性,男壮年劳动力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分~11分;成年女性,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
高年级男性,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
高年级女性,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
儿童,3分。
乔夏氏一共有四儿三女,加上乔博文和小弟乔林辉,乔家一共九口人,除去已嫁人的乔尙琴,乔家的真正能记入工分的劳动力只有五人。
乔建国正处壮年,却被纪全评为一般男性劳动力,工分也只给打10分,乔夏氏为一般女性劳动力,工分为7分,乔二、乔三一个十八、一个十六,工分只给6分,乔林辉双手算盘打的方圆百里无人能敌,被社员选为乔家村的会计,后又被纪全寻了个错从位置上给掳了下来,之后未婚妻退婚,他和他爹一样,是个博学多才却迂腐固执的读书人,被人这么冤枉,甚觉屈辱,一时想不开,郁积在身,病倒在床,一躺就是一年。
这点工分换来的粮食哪够一家八口吃喝的,还要省些下来给乔林辉治病,一时间愁死了乔博文,那时候挨穷挨饿的也不只他家一户,村里很多人受不了都出去要饭去了,他自小生活富足,虽家道中落,但家教和尊严都不允许他去做要饭花子,丢不起那人,也怕祖宗们被气的从坟墓跳出来----
实在没法,只能一家人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乔夏氏带着孩子上山采野菜,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野菜不够用,很多时候嫩芽刚冒就被摘走了,那饿劲赶得上长征二万五千里了。
一日,乔夏日病了,起不了床,乔博文没法只得带着老二老三上山摘野菜,跑了整个山头,就摘了一小把野菜,还不够乔尙香一人的嚼头呢!
那时正逢春令,后山的小树都抽芽了,绿油油、水嫩嫩的,乔博文想,反正都是野生的,野菜能吃,野树芽自然也能吃,便带着两孩子挨个树地掳芽子,扒嫩树皮----
下山时,被纪全撞见了,拉到大队里,当着一干社员的面给安了个扒社会主义树皮的罪名,面壁思过、写了检讨,这才放了出来。
回到家后,乔博文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再加上长期的挨饿受冻,刚进家门就昏了过去,人说病来如山倒,当夜发起了高烧,没撑过天亮就去了。
乔夏氏不满四十便守了寡,抱着乔博文好生地哭了一场,带着孩子们在邻居的帮忙下将丈夫葬了,头七过后,便将三小崽交给了小叔子照看,带着老二老三出去要饭了。
所以,这乔家跟王家算是世仇,如今纪全虽然去了,但他的儿孙们还尙在,现在的乔家村已经分割为四对,纪全的四儿子纪老四当了是四队的队长,乔荣诚被选为一队的队长,两人承继了上一代的恩怨,在村里相互比较,一队搞创收、四队就引进新品种,总之就是比着干,有竞争就有动力,倒真让他们拼出了点成绩,至少这两队的人均收入比另外两队高。
今年所属四队的富家盖楼房,纪老四吆喝着整个四队的精壮劳动力过来帮忙,好似盖的是自家房子般,上大梁那天,他特意秤了五斤糖块买了两串爆仗帮忙添彩。
今天故意当着乔建国的面拿说小舅子事,一来是为了炫耀,二来就是嘴欠想奚落挖苦一下乔建国那不务正业的小舅子。
乔建国吸了一口烟,淡笑着说,“也没赚啥大钱,就是给家里带回了台21寸的大彩电,还说要借钱给我盖房子,我拒绝了,跟他说有钱先把媳妇娶进门,余下的再帮我这个穷姐夫,”
纪老四怔了怔,不敢再张狂,假笑恭维道,“都买彩电了,看来真是赚大钱了,他去南方都做的啥买卖,怎么能赚这多钱,”
这时的农村,有黑白电视的都没几家,更何况彩电了,就连富家也只有一台十七寸的。
乔建国丢下手中的烟蒂,用脚尖碾了几下,不甚热络地笑了笑,“这我还真不清楚,”
“怎么,他还对你这个姐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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