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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北魏帝国的大臣李冲上书朝廷,建议实施“三长制”以取代现行的“宗主督护制”,孝文帝诏令文武百官讨论这个方案。中书令郑曦等人都认为行不通。这时太尉拓跋丕说:“我认为,这种办法如果施行,对朝廷和个人都有好处。但是,现在正是征收赋税的月份,校正户籍,百姓一定会因苦生冤。我请求过了今年秋季,等到冬季派官员到各地办理,这样做还是比较合适的。”拓跋丕是鲜卑族宗室老臣,“三长制”主要针对汉人的“宗主督护制”,和他没啥利害冲突,所以拓跋丕“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难理解,不过这个老狐狸也不愿得罪汉人大臣,于是提出暂缓施行的建议,确实是官场一把好手。
李冲反驳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不趁现在征收税赋的时节去办理,老百姓只看到校正户籍的麻烦辛苦,却没有看到减免徭役税赋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心生怨恨。我们就是要利用征收税赋的月份,使老百姓知道税赋公平。他们了解到这一点,又从中得到了好处,推行新政就容易的多了。”
此时文武百官却说:“按照九个等级进行征税,已经实施很长时间了,一旦要改变,恐怕会引起骚乱。”史书并没有详细介绍“九等级纳税”的具体形式,但估计可能是按照行政片区的富庶程度,分成九个等级收取固定税赋的政策。这种政策操作简便,在战时应该行之有效。不过在天下太平的现在,就不能做到精细化管理,不能监控到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皇帝又怎能会支持这种言论?
最终,冯太后说:“设立邻长、里长、党长,田赋捐税仍然有一定标准,被包庇隐藏的户口就可以查出,侥幸逃脱的人也可以得到制止,为什么说它行不通呢!?”
冯太后发话了,谁还敢再反对,公元486年2月13日,北魏帝国开始建立邻长、里长、党长制度,重新核定百姓户籍。老百姓开始为此都愁苦不安,豪强世族尤其反对。不久,政府赋税的征收额减少到过去的十几分之一,世家大族和百姓才渐渐安定下来。
北魏政府推行“三长制”所遇到的“民怨沸腾”的情况以及最后“减税”的解决方案,其实给试图推行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方案。
改革一般都会涉及利益的转化和改变,这也是“改革者”容易得罪人,引发众怒的原因所在。著名的“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国富民强,但变法者商鞅最后却被秦王以车裂酷刑处死以安抚愤怒的贵族,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参考北魏政府通过减税来安抚民心,推行“三长制”的方法,我们在改革时其实也可以通过两步来推进:第一步,只是对流程或是管理方法进行改革,但通过调整税率、利率、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手段,尽量维持改革前各个组织机构或个人的既得利益不变,这样改革所受到的阻力将会很小,而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未来改革即将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第二步,当大家已经适应新的流程和管理办法后,再把税率、利率、社会保障等改回来,这样利益遭受损失的组织或个人尽管心有不满,但新的系统已经运作,他们也就失去和政府“叫板”的筹码了。
这种给“改革”划辅助线分步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护了倡导改革的设计者,把被“改革”的人的怒气平摊给“改革者”以及之后调整税率、利率的主管部门,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啊。
到这里,絮絮叨叨用了5章的篇幅,才把“太和新制”给大家讲了个大概。不难看出,“太和新制”所包含的“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都是北魏政府针对这个“农耕畜牧混合帝国”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帝国管理模式的一种改革,这个改革大量借鉴了汉人政权管理“农耕地区”的经验,对于北魏帝国进一步中央集权,积累财富,富国强兵都有积极作用。
其实这些改革在冯太后老公文成帝拓跋浚年代已经部分开始施行了,这种改革和北魏帝国减慢扩张速度的“和平外交,专心发展”的国策息息相关。冯太后其实延续了拓跋浚年代开始的这项国策,虽然因为偶然因素在60年代和刘宋帝国又一次大打出手,占领了淮北土地,暂时延缓了这一改革的进程,但当北魏帝国和南方再度“言欢”,这种改革的进程将不可逆转。
不过任何制度都有其优越性,也有其弊端,就拿“俸禄制”来说,我曾用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打比方,施行“俸禄制”之前的帝国和“股份公司”有些相似,所有管理人员都是股东,全部收入靠“分红”得来,在这种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就被调动的比较高,在帝国扩张时期,个人的“收入”和帝国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全体将士上下用命,攻城拔寨,无坚不摧。可是施行“俸禄制”之后的帝国却变成了皇帝“100%独资企业”,所有管理人员一律变成“职业经理人”,收入也就变成“死工资”,这无疑会打消官员的积极性,尤其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将军和士兵来讲,紧跟“俸禄制”的就是“反贪污、”,在没有战争中“掠夺和贪污”的诱惑下,军兵的作战源动力就消失殆尽了。
为了弥补这种制度上造成的“瑕疵”,北魏政府就一定要在“思想上”进一步加强“皇帝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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