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母亲总说父亲一定是被舰艇接回日本了，现在还活着。我知道当时能够被接回去的日本残留难民简直少之又少，父亲一定死了，可母亲就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当年，不愿接受战败的日军在撤退与遣返期间大乱阵脚，将众多残留妇女和孤儿弃置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不幸的历史人群的生成，正是日本多年奉行遗民侵略政策，组织满洲开拓团[满洲开拓团：日本在中国实施移民侵略政策时，向东北地区派遣的军队和百姓的组织。]所酿下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之后，向满洲移民便成了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国策之一，1936年，日本拓务省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当时的首相兼外相广田弘毅内阁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移民开拓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的二十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一百万农户，五百万农民人口，这个数额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按其设想，二十年后这一百万户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一千万人，可占东北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以此彻底改变满蒙的人口结构，进而实现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因此，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就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然而，随着战败消息的传出，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批预备军的妇女和儿童们，便注定逃脱不了逃亡途中的厄运。
“那之后您和母亲在南京过着怎样的生活？”
“那时我还小，所以没有刚到南京时的记忆，母亲也从未对我提起过，只记得从我懂事时起，我和母亲就住在一间多说五平米的小平房里，隔壁那间大一些的房子里住着我年迈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还有一个舅舅，不和我们住一起，他在外面做事，一年里只回来一趟，有时一、二年也不回来，至于他在外面做什么，我也不清楚。
那时母亲叫刘玉秀，给我化名陶小科。后来我才知道，外祖父叫刘全中，他有一个在上海打零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刘全中并不是我的亲外祖父，母亲和我只是寄于刘家篱下，我们住的那间小平房以前是刘家放柴火的小仓库。刘全中是个朴实善良的老人，他见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起了恻隐之心，与外祖母商量好后，便决定收留我们住下。母亲最开始一面照顾我，一面帮忙照料两位老人的生活，日子长了，我也长大了，母亲就在外面做清扫工，回来后在小房里做手工线活儿，母女两人勉强糊口。”
此时，那个旅游美食的节目已经到了**阶段，不时传来喝彩欢呼的声音，我取过遥控器将电视的音量调小，喝了一口早已凉却了的龙井，继续听满佐子的故事。
“后来外祖父和外祖母先后去世，舅舅念在母亲一直照料二位老人的情份上，允许母亲继续住在这里。我记得那时是1959年，我十五岁，舅舅为外祖母办完后事的第三天早上便启程了，临行前母亲还给他做了五个玉米面窝头。之后，我和母亲就搬进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那间大屋子，一直住到1993年我和母亲回到日本。我到现在还会在梦里回到那间老屋子，还会看见外祖父和外祖母倚坐在门前和我说笑的情景，母亲拎起水桶，将满满一桶挑来的水倒入院子里的大水缸。”
战征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日本政府都没有实施援助遗华日侨[遗华日侨：指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归国的政策，造成大批日侨无法回国，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进入中国人家庭。日本原厚生省将战败时遗弃在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将十三岁以上的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中国家庭的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中国的，进而剥夺了像满佐子母亲这样的残留妇女[残留妇女：指日本遗孤中的女性，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满洲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陆续送到了满洲，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成员。]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从1945年，直到四十八年后的1993年，才最终取消这种差别，将遗孤和遗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统称为“残留日本人”。
日本政府将遗华日侨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前者所指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此定居的日籍持有者，现在仍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另一种是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的日籍持有者，本人在中国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所指对象也有两种，一种是指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此定居的日籍持有者，现在却拥有中国国籍的日本人。另一种是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可见满佐子母女两人显而易见被归入后者的行列，作为中国籍残留日本人被看待。
“1993年，我所在的那个县的政府开始为日本遗孤的寻亲提供帮助，日本政府也对此做了很大努力，在双方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我和母亲时隔四十余载，一路辗转，终于重又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来日本这边依照民意制定实施了《中国残留邦人援助法》，日本遗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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