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和宪兵三团撤离华北之后，北平成了一座空城，军事空虚。当时29军还在察哈尔，这个时候日军又开始挑事儿，搞了一个“张北事件”。
所谓的“张北事件”就是日军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下属路过张北的时候，因为拒绝岗哨查验证件被带到了司令部。其实时间很短，但日本坚持这几个军官在中**队的司令部遭到殴打。
当时扣留日本军官的是29军的赵登禹师，日本发出威胁之后宋哲元马上下令把人放了，实际上这几个日本军官被扣留的时间也就8个小时。
但这和卢沟桥事变是一样的，日本人是存心挑事儿、不依不饶。国民政府无奈，就把宋哲元免职了，由29军副军长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
秦德纯跟官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元贤二在张家口和北平进行了谈判，最后中方退让，签订了《秦土协定》。《秦土协定》除了惯常的各种妥协外，关键是29军退出了长城以北，使得日军进一步获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但就在这个协定谈成的当晚，汉奸白坚武领着几百人在丰台车站起事。还夺了一辆铁甲车驶到北平城，企图从永定门东缺口突入城内，后被击溃。
这虽然是一个偶然事件，但等于给29军一个天大的机会。当时何应亲不在，29军元老萧振瀛意识到这是29军乘虚走出察哈尔，进驻北平，求得发展的好机会。因为虽然中央军不能驻在北平，但29军又不是中央军。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也只好答应由29军进驻平津。因为如果不这样，很明显白坚武事件肯定会经常重演，最终会由日本人把平津夺去。
宋哲元虽然是有名的抗日将领，在长城抗战的时候，喜欢写“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书法，在报纸上广泛传扬。但进入平津之后，宋的态度明显有些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冯玉想的部队一直特别穷，从来没有花过大钱。现在华北的关税、盐税、统税等等的巨额收益，一下子迷乱了宋哲元等人的眼。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哲元毕竟是冯玉想的亲密部属，他一直以来都具有浓厚的反江情结。
当然在这两个原因背后最重要的就是一条：军阀心态。可能这一点宋没有张雪良那么重，但也绝对不比杨虎成轻。很明显进入平津之后，宋哲元采取的是在老江跟日本人之间踩跷跷板的政策。
这种政策用当时的分析来说，就是两句话：以日压江和倚江扛日。
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日本人来迫使老江不得不给他半独立的权限。当时国府正在搞币制改革，希望把北平储备的大量白银南运；同时鉴于日本的压力，国府也想把故宫的文物南运，以免落入日人之手。在这两件事情上，宋都持不合作态度。更不用说把华北的各项税收，都据为己有的事了。
不仅如此，宋哲元还一直想跟华北的韩复榘、阎西山，还有两广的陈济棠等人，酝酿反江。所以对于日本人想搞的华北自治，宋当然有一定的向往。他曾经在齐燮元等人的怂恿下，很想形成北宋南江的格局。实际上要不是萧振瀛破坏，宋很有可能就参加了两广事变的共同反江。
宋哲元做这些，当然不是出于抗日。他确实曾经大骂老江的不抵抗政策，但现在他这么做，跟抗日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一切的一切，就是利用日本人来挟制老江，使得老江不得不答应他实现华北成为半独立王国的状态。如果说白一点，宋哲元的行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以南京政府作后盾，使日本不敢吃掉他；又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向南京索要更大的自主权。
宋哲元这几年虽然没有在国家领土主权上让步太多，但在所谓的经济提携方面跟日本签订了很多的协定。可以说，宋的做法，基本跟当年的张作林如出一辙。当然牵涉到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宋除了犹疑一点，还是坚守住了最后的底线。
29军的核心智囊萧振瀛曾经对秘书这样解释宋哲元搞的这一套：“如真躺在日本怀里，不但子孙后代都要挨骂，也被日本轻视。任意狎侮，势将穷于应付。只能表面亲善，决不真当汉奸。对于中央，虽是利用日本，迫使就范。但在逆取到手以后，必须顺守，要尽量恭顺，不使中央难堪，并可利用中央，作为应付日本的退步。这样才能求得暂时苟安，积极扩充我们的实力。”
日本这几年，工作重点就是推动华北自治。1935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元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元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土肥元以这个方案为依据，向宋哲元发出两次最后通碟，限其在当年11月20日（第二次是30日）以前宣布自治。当时国民党中央强烈反对宋哲元跟日方对此进行谈判，但宋哲元仍然我行我素跟日本人谈判这个方案。这件事引起当时全国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北平附近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查办殷汝耕，但宋哲元不以为然。可见宋在这个问题上，持跟殷相近的立场。
当时恰值国民党五大即将召开，宋哲元便向大会拍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江结時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殷汝耕等大小汉奸也趁势兴风作浪，联名致电宋哲元表示呼应。宋电发出，大会震动，举国大哗。南京政府唯恐华北当局铤而走险，背叛中央。这件事并不在于该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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