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重重点头，然后叹道：“以前还有劝农使，专门劝告百姓重农桑。可到了本朝之后，劝农使逐渐式微，到现在已经不用这个差事。愿意上进的自然上进，不愿意上进的，怎么劝都没用。”
“另外，我大哥想试试在县里的公地上种种菊花。看看明年能不能拉出去卖点钱。我们到了福州，见到有人卖花茶。”赵嘉仁跟了一句。
李勇先是一愣，然后露出了‘原来如此’的嘲讽表情。赵嘉仁脸上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他继续说道：“县里公地都是荒山。沤肥需要草，百姓们割了草，顺道种点菊花。能成自然好，不成就不成。至少我大哥出钱，百姓多些收入，县里的盗匪也能少些。”
终于抓到了赵嘉仁的软脚！李勇最初欢喜的想。正在想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敲打一下赵嘉仁，李勇又觉得自己的冲动消退下去。不是他想放过赵嘉仁，而是磨勘实在是让李勇有些吃不消。
大宋朝的磨勘不是玩笑，每地上一年的数据都会作为下一年的基数。特别是同一名官员的三年任期更是如此。去年的时候风调雨顺，今年的日子看着也不错。这对于官员的压力反倒更大。若是想继续考评优等，李勇就得拿出更‘靓丽’的成绩。不是嘴吹的那种，而是实际缴纳的粮食与税收都得提高才行。
为了政绩刮地三尺的事情李勇也不敢干，大宋朝分权非常厉害。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差事，考评官员的不是长官，而是吏部。李勇敢刮地三尺，赵嘉仁就有举发的权力。举发的时候根本不用让李勇知道，在每年一评定的时候吏部会派人专门问这方面的问题。李勇对赵嘉仁捕盗可非常注意，只是因为赵嘉仁一直守法，他才没有举报的机会。若是敢有丝毫杀良冒功的行为，李勇就会毫不迟疑的举报赵嘉仁。
这种举报不仅是义务，还能在考评上加分。从各个角度来看，李勇都没有为赵嘉仁文过饰非的理由。赵嘉仁对李勇也是如此。
进行了各种利益判断，李勇问道：“你准备怎么办？”
“我想联系几家当地读书大户，让他们牵头。若是有人试图趁机侵害公地，也能找到该承担责任的。出工的钱，我大哥出了。收菊花的钱，我大哥也出了。若是能赚些，我大哥明年继续做，若是赚不到钱，我大哥认赔。李知县觉得如何？”赵嘉仁给了计划。
思前想后，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了好一阵，李勇最终说道：“此事可由县衙出面，每日都不能少。用了公地，一成的商税不能少。”
十八文钱是福建这边普遍的每日薪水，赵嘉仁立刻答道：“种菊花的时候，每个人每天可以给十八文。收菊花的时候，他们交来多少菊花，我大哥按斤给钱。”
这个计划还算合理，李勇很快就答应下来。两人又聊了几句，便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李勇之前的计划里面本来除了要去看看农民的田地情况如何，预估一下本地的粮税。还要去当地拜访一下各个进士家庭。
走在山道上，李勇看着路边的‘公田’，也就是没办法种田的山坡。福清这地方没多少田地，每一片粮田附近都有在当地算是不错的房子。只要看到田地与好的宅子，有下乡经验的李勇县令都知道这片地基本是收不上来税的。
福建科考之风极烈，赵嘉仁这样的娃娃之所以能在科考中让众人目瞪口呆，不是因为赵嘉仁考上了进士，而是赵嘉仁竟然能通过福建的解试。通过解试的福建人还没有多少考不上进士的案例。
想在福建这种地方拥有一片像样的田地，就得考上进士。当官发财，才能买得起。想保住这片像样的田地，就得家里好几代都出进士，不用缴纳粮税。《捕蛇者说》里面的所谓苛政猛于虎，就是指收粮税。不管祖上曾经多么显赫，后世子弟沦为种田吃饭的时候，税收都会让这些人家道中落。这种现实固然让福建成为科考的圣地，也让福建地方官的日子更加难过。好地收不上来粮税，靠那些烂地，又能收上来什么呢？
想到这里，李勇就忍不住感叹莆田乃至兴化军的好运。赵嘉仁挑头修起来的木兰陂北洋，原本就是没什么田地，那里有的是每年被山洪与海水肆虐，只长蒿草的烂地。木兰陂北渠修成，这些烂地就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未来十年之内，木兰陂每年粮税都能稳定增加。到那里做官的官员根本不用担心磨勘。
在莆田表现出异乎寻常能耐的赵嘉仁，到了福清一年多之后才想出个种菊花的法子。想到这里，李勇胸膛里面生出自利者特有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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