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前后，社会上又搞了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要求是“木见纹，铁放光，玻璃瓷器亮堂堂”。我们的制糖厂、木工厂、印刷厂都在西公所这所旧庙里，所有的房间经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收拾起来相当困难，我们一连干了多少天，甚至干到晚上七八点钟，也还没达到要求。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马老师来预检，看见由王树成和孙忠仁负责的木工厂的一个木柱子上，还有斑斑驳驳的陈渍，就很不高兴地问他俩，他俩说：“蹭不下来。”马老师正好看见他俩脖子黑，就把他俩的脑袋摁在木案子上，拿过一把木锉比量着说：“你俩脖子黑，你看这样能不能蹭干净？”木锉是专锉木头用的工具，锉齿细长、尖锐，那要是锉在人脖子上，还不撕下一块块肉来？他俩吓得嗷嗷哭，围观的同学也都看得心惊肉跳。
毋庸置疑，马老师是一位好老师，课教的好，班级管理也严格，从他接手以后，我们班的学习成绩提升了一大截。但他并没有赢得同学们应有的爱戴和尊重，何者？严格但粗暴，对学生缺少那么一点体贴与关爱。
孙国兰回到班级和我同桌。制糖厂要开工，马老师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就问：“谁是制糖厂的？举手。”制糖厂的同学都举起了手，孙国兰也在其中。老师明确分配我的是木工厂，虽然木工厂的同学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制糖厂干，但毕竟不是制糖厂的人。我当然想制糖厂，那里有吸引我的人，但我没敢举手。孙国兰看我没举手，看着我的胳膊，向我努努嘴，意思很明显，我乍着胆子把手举了起来。从那以后我也成了制糖厂的人了，心里对孙国兰有了一种别样的情绪。
教数学的徐宝贵老师是王久生的亲姐夫，长得的英俊，只是肤色黧黑。他也具有魔王似地严厉。他的教学特点是练习多、作业多，每天总有做不完的题。不过，我在他的教育时期，得益颇多。有一次课堂小考，他可能是未加斟酌，出的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直接，而是还有深层的曲折。答完的同学就可以到前面的讲台找他批。不少同学已经批完卷了，也有不少一百分。我心里纳了闷了：平时都是我最快，今天怎么都比我快了？我答完到前面去批，他一看，“咦”了一声，怎么我的答案和前面的同学都不一样？他仔细审视一遍，发现我的答案才是对的，前面的同学都少算了两个过程。所以他在我的卷子上批上了一个大大的“100”分，并把前面那些同学的卷子收回去，重新批过。
这年冬天，我木匠李爷爷去世了。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韩家台子。韩家台子是帽儿山前的一个高台，绝大多数住户是黎红六队的社员。我李爷爷家与屯堡隔了一条沟，孤零零的一座小房子，房前屋后种着李树、樱桃树。樱桃是那种果实像灯笼，我们叫作“洋樱桃”的。果子模样很招人喜爱，但味道特别酸，尤其是不太成熟的时候。李爷爷是老“跑腿子”，终生未婚，自然也就没有子女。我父亲自然承担起发送的义务。
那天中午放学，我们回家吃饭，看见炕桌上杯盘狼藉，但每个盘里都有剩菜，对我们来说那都是美味佳肴，锅里有大米饭，地上撂了一把燎壶，敞开盖，一股酒香扑鼻而来。我一问，四妹他们已经吃过了，就剩我和三妹上学还没吃。我盛了两碗饭，三妹就吃了起来。我父亲生平烟酒不动，平时家里没有酒。即使有客人来，我父亲作陪，也是殷勤劝酒，他自己每次举起杯来用嘴唇沾一沾就放下，从来不真喝。我想尝尝酒是什么滋味，就拿了个小碗，倒了一碗酒，像喝凉水那样一口气喝干了，然后吃几口菜。酒是什么味？似乎没感觉。仔细想一想，有点稥，也有点辣。不过，喝酒、吃菜，吃菜、喝酒，这架势、这感觉蛮有点意思，我又倒了一碗，一口气喝了，吃几口菜。第三碗喝起来就费劲了，只感觉辣嗓子，我想：“既然倒出来了，还能倒回去？”坚持着喝了三气才把这碗酒喝干了。然后把饭吃了，叫妹妹们收拾桌子，我就上学去了。
出得门来，冷风一吹，酒往上涌，走到头道沟桥上，有点发晕，我就趴在桥栏杆上，想清醒清醒。于美业从后面赶了上来，问我：“怎么了？”我说：“喝酒了。”他就搀着我，边走边和我唠着嗑，一进教室，我就趴在桌上睡着了。老师还是有些偏袒我，任凭我睡了两节课，也没叫醒我。下了课，我也醒酒了，和同学们围坐在炉子跟前烤火。马老师也没回办公室，和我们一起围在炉子跟前，他说：“一会儿考政治，就算作期末考试了。就一道题，你们会吗？”我们的政治课是赵凤山校长教的，他工作忙，经常外出开会，一学期就给我们上了两堂课，留了一道题，答案约有二百多字。见马老师问，我就说：“不就那道题吗？”接着，我就给背了一遍，于美业说：“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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