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被服厂越来越不景气，后来关闭了，把房子倒给我们家，我们搬回来住在西头，我单独住在北炕上。一天是个星期天，母亲在烙煎饼，父亲在外屋地做饭，我醒了，没有起床，躺在炕上看小人书，把小人书箱放在枕头旁边，看了一本又一本。父亲招呼我起床，招呼了两三遍，我也没动弹，父亲火了，进屋把我的书箱拽出来，把小人书都倒出来，碓进了灶坑。我没穿衣服，就追出来，傻站在外屋地门口，两行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父亲碓完了，转身上院子里去了。其实，这就是给我个机会，让我“抢救”我的画本，可惜我没理解。我母亲喊：“还不快扒出来！”我这才如梦初醒，连忙往外扒，可惜动手晚了，抢救出来极少的一部分，还都囫囵半片的。
我家东屋编织社有个姓郭的跑腿子，棋下的好。我父亲也愿意下棋，还自己用栨榆木揎了三十二个棋子，自己写、自己刻，然后用红、黑油描了字迹，配上棋盘、棋盒，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制作了一副相当精致的象棋。只不过生活压力大，活多也累，父亲早已没有了下棋的闲情逸致。有时，老郭值夜班，就过来到我家坐坐。长了，就和我父亲下起棋来。老郭是跑腿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手，常在临江蹲街头下棋，属于真正的“棋油子”，我父亲哪里是对手？一天晚上，我父亲连输三盘，这一盘眼瞅着又不行了，我父亲气得把棋盘也掀了：“我不信就下不过你！”老郭坐在地下的凳子上，左手转动着右手脖上的铁手镯，微笑着瞅着我父亲。他常年编筐窝篓，累的手脖子疼，所以总戴个铁手镯。我父亲气呼呼地重新摆上，再下还输。只偶尔能赢。我母亲就说：“下着玩呗，生什么气呀。”我母亲常在边上看，也学会了下棋，而且下得还颇为不错。
这一年，按照**他老人家“一大、二公”的指示精神，激进的人们却刮起了“共产风”。为了尽快进入**，消灭私有财产似乎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于是，社里号召，社员必须把一切私有财产交公。社员们纷纷议论：“那被窝交不交？要是交，难道全队人睡一铺大炕不成？”社领导也可能感到一些实际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只让交生产工具。社员们的私有意识是很强的，没有人串通，也没有人组织，步调却格外一致，他们只交了一些家里多余的破锄头、烂镰刀之类的，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为了消灭一家一户的小农意识，所有的生产队都成立了大食堂。我们队的食堂设在铁路小学道东，粮库后面，小西沟南面。这里原是部队的营房，部队搬到帽儿山下新建的营房之后，这儿的房子就闲置起来，这回可倒派上了用场。
食堂的伙食如何，不用多说，想必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开始还可以，三天新鲜过后，那真是“老太太过生日——一天不如一天了”。谁家耐不住，做点好吃的，也得打点饭装装门面，然后闭门关窗，偷偷享用。
那个时候，我有两件事记得最清楚。
一件是我和好友刘立怀打架，那是我生平打的唯一一架。我们这群半大孩子，是家家打饭的主力。那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得早，饭还没熟。伙房里单独间壁出来一个值班室，里面有呈丁字形摆放了两张床，一个取暖炉子。我进屋就坐在炉子跟前的一个凳子上，把一个新搪瓷盆放在靠外边的床上。刘立怀和刘连喜哥俩进来，要坐在床上，刘立怀随手就把我的盆放在炉子上，我也没在意。过了一会，盆受热，底面的瓷就“嘎嘣嘎嘣”地迸起来，露出黑黑的铁片来。我赶快拿起来，因是新盆，难免有些心疼，就说：“你看你，怎么搞的，把我的新盆都弄坏了。”刘立怀可能怕我让他赔，就耍起蛮横来：“谁叫你把盆搁在床上的？床是坐人的，还成了你放盆的了？坏了活该！”我说：“你把盆往里挪挪，也不碍你坐，你干嘛把盆放在炉子上？”他说：“我就放了，我就放了，怎么的？”我说：“你这就不讲理了，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还蛮不讲理，太不像话了吧？”他说：“像‘画’？像‘画’还贴墙上了呢！我就不讲理了，你能怎么着吧？”我说：“我找你家里评评理。”“你敢！”说着，他就冲上来打我。我扯着就把他拎到了床上。他爬起来，就往值班室外跑。值班室外的门口，堆着一堆块煤，他哈腰捡煤块。我一看不好，他要用煤块打我，我赤手空拳，岂不吃亏？想着，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摁在煤堆上。他在我身下，怎么折腾也没翻过身来，直到大师傅王京稥把我俩拉开才拉倒。事后一想，他把盆放在炉子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但没制止，我也有过错，反正我也没吃亏，就拉倒吧。以后说开了，也就和好了。
第二件是我打饭的时候，把胳膊烫了。那是春天开化的时候，粮库后边很僻静，冬天附近很多居民，都把打扫的雪倒在路两旁。一开化，道路非常泥泞。那天，我打了一盆面子粥，拎了几个窝窝头往回走，我尽量挑干爽的地方下脚，对面一个雪堆的根部看着干爽，我就跳过去，不想，那是斜坡，且底下是没融化的冰，我一跳上去，脚一滑就摔了个仰八叉。我怕撒了粥，右手想扶地，左手高高地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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