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探亲的人陆续走了,父亲也回沟里上班去了。正月十六,我和母亲趴在屋里窗台上看秧歌。那时候,人们特别重视秧歌,临江秧歌队也多。每两个队碰到一起都要较量一番,喇叭起高调,锣鼓震天响,扭秧歌的人更是撒着欢儿地“浪”,非要把对方比下去。看着看着,我觉得有尿,就说:“娘,我上厕所。”母亲眼盯着秧歌,“嗯”了一声,我急忙爬下地穿上鞋,往厕所跑。
我家有男、女两个厕所,在房东头,面向大街,为的是多攒点粪,厕所前有一截板杖子遮挡着。我撒完尿,转身要回屋,突然,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了过去。我母亲看我半天没回来,就出来找我。到厕所一看,我倒在地上,人事不知,开化的泥水浸透了我的衣服,就急忙找人帮忙把我送到临江县人民医院。等我醒过来,睁眼一看,四周是雪白的墙,眼前往来穿梭的是一些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白口罩的人,头旁边是一个铁架子,上面挂了一个玻璃瓶,有管子和我手连着,还有水向下滴答,我想看看水流到哪里去了,就抬起手,母亲急忙摁住我的手,说:“孩儿,别动,你一动,针头就扎破血管出血了。”我转头一看,母亲趴在我的另一侧,就问:“娘,这是哪儿?我怎么到这儿来了?”母亲说:“这是医院,你有病了,别着急,打两个吊瓶就好了。”我感到口干舌燥、头疼欲裂,迷迷瞪瞪又睡着了。
我昏睡了三天才清醒过来。出院以后,我身体虚弱了很长一段时间。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就在我出院不久,我二叔又住院了。我二叔腿疼已有一段时间了,最近越来越重。在县医院住了些日子,病情丝毫不见减轻,就转院去了沈阳。沈阳诊断为骨结核,最后,在右腿膝关节下二十公分处做了截肢手术。后装了假肢,这可影响了二叔的终生大事。
我四妹妹高瑞琴这一年出生了。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父亲都不在跟前。局里的工程任务紧,他脱不开身,请假也不准,我父亲就火了:“挣的钱不多,管你的人可不少,这叫什么事儿?”
一九五五年掀起了农业生产合作化**,临江成立了黎红、台兴、东光三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河西是黎红社,倪朝有担任社支书兼社长。
一天夜里,我在梦里被“咕嗵”一声巨响惊醒。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父亲喘着粗气坐在地下的凳子上休息,我身边的炕梢上扔着一个硕大的行李包。那声音就是父亲扔行李时发出的,因为行李包里有许多木匠工具,所以声响特别大。
母亲边收拾饭边问:“当家的,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边喘着粗气边说:“不干了。舍家撇业的,一个月挣那一脚踢不着的钱,还净受人管,憋气窝火的,何苦呢?回家种地了,宁搂锄杆子,也不叫人管着。再说,得空打点鱼,怎么着也强其挣那点死钱。”母亲不说话了,在母亲眼里,父亲的主意总是对的。
那时,两个姐姐小学毕业了,没考上中学。父母特喜欢二姐,认为她老实憨厚,又听话又能干,让二姐复习了一年,还是没考上。父亲就让二姐上黑龙江姑姑家谋取生路去了。后来,二姐在姑父的帮助下,参加了伊春林业局森林勘察设计队工作。
父亲带领全家参加了黎红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父亲是典型的山东人,犟脾气,凡事认死理,固执己见,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是出名的“犟眼子”。
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街长李光华要求每家每户把厕所的粪坑鑲上大缸,我父亲认为:“厕所撒白灰应该,它可以杀毒;家家挖阳沟并盖上木板也应该,既能排水又安全文明,可厕所镶大缸有什么用?”所以就顶着不办,还和街长据理力争,把街长惹火了,罚了我父亲五元钱。最后我父亲还是照办了。其实,很多人家都没办,只不过他们采取的是软磨硬泡、推搪拖延的办法而已。
社里组织社员上山挖鱼鳞坑,说是为了存雨水抗旱,我父亲就说:“净扯淡,山坡净是沙石,别说没那么大的雨水,即便有也都渗漏了,还能存贮水?净浪费人力。”
秋天,社里组织深翻地,说是为了高产,我父亲说:“深翻地把生土翻到上面来,能长庄稼吗?”
尽管我父亲说的都是正确的,但你总和领导唱对头戏,每当运动来临,你总当拦路石,在那个年代能有你好果子吃吗?更何况那时孙成有已经取代倪朝有,坐上了黎红社的头把交椅呢?
孙成有何许人也?
他原名孙成禄,孙成有是他弟弟的名字,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鱼目混珠吧,他上台之后就同他弟弟互换了名字。他在日伪时期是大栗子铁矿“拉杆的”,即小把头。人们最痛恨拉杆的,因为他们在日本人手下狗仗人势、为非作歹最是心狠手辣。劳工们每天直接受他们的催逼打骂、刁难糟蹋,所以对他们这些日本人的走狗恨得牙根痒痒。土改时,他们不够汉奸、反革命的杠杠,所以逃脱了人民的制裁。孙成有到县里告倪朝有的黑状,说倪朝有对合作化态度消极;人老志昏,领导不力;袒护儿子等等。当时,倪朝有的儿子倪秀山在食品厂当会计,因打麻将、玩牌九被定为赌博罪,开除了公职。孙成有抓住这个机会,告倒了倪朝有,。坐上了社支书的宝座。
像孙成
喜欢那些如歌岁月请大家收藏:(m.123yq.win),123言情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