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宁市的丁思成和古鸿生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收藏家。但在夏中华看来，古鸿生只能作为古玩生意人，他在国内外倒腾古玩，且常与盗墓者打交道。只有丁思成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这不仅因为他德高望重，知书达礼，藏品丰富，还与他的家史有着很大的关联。
丁思成今年已过七旬，其曾祖父是一族中，曾先后有三人为雍正和乾隆朝的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的祖父当过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后当过民国大总统）的秘书。父亲则是民国晚期著名的银行家、收藏家、甲骨文专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其父主动捐献给国家三千多册古藉，其中多为善本，也有一些孤本；四百件珍贵碑贴拓本；一百余幅名人字画。也正因为他的义举，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他家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留下了部分藏品。可在“”浩劫中，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将他家的全部藏品抄没，共计四十余箱，丁思成的父亲也在批斗中悲愤去世。“”结束，按政策返还抄家文物，丁思成只收到二十八箱，其余的不知是在辗转中遗失还是被人侵吞了。丁思成从此继承了祖辈留下的劫后余生的古玩藏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将原来居住的四合院改成三层楼房。藏品除了少量用于摆设，其余都贮存在地下室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他也从不向私人出售任何藏品。只有国家博物馆上门征集时（这里的国家博物馆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他才忍痛转让几件。他视藏品为家人，每出去一件，都恋恋不舍，唏嘘不已。其儿子丁士国经营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也继承了祖辈爱好收藏的衣钵，将闲钱用于购买藏品，遂使其藏品日臻丰富。丁思成父子不仅热衷于收藏，且致力于深入研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独到的见地。这种文人气质，与他俩的名字可能不无关系。“思成”出自于《诗经》的“汤孙奏假，绥我思成”，其中的“思”为语气助词，“成”即成就之意。“士国”则出自于《诗经》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可见，父子两人的名字均颇有文化内涵。近年有名字学专家认为，取名既蕴含着父母对下一代的期待，于孩子本人也有心理暗示作用，这可能并非胡说八道。
夏中华与丁思成已相识十多年。今天，他先与丁思成进行了电话预约，下午三时前去拜访，丁思成欣然应允。因为夏中华知道，这老爷子每天必须午休半个时辰，午休期间，即使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见。
夏中华把车开了丁思成家的楼房前，见离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分钟，未敢擅自提前，在车内等到了准点时间，才按他家的门铃。
开门的是丁思成家的保姆潘阿姨，她一见夏中华，很客气地说：“夏老师，丁先生已在会客室等您。”
丁思成的会客室简洁而有特点，里面没有现代摩登沙发和电器设备，茶几、四方桌和与之相配的文椅或靠背圈椅，均是老红木制作的。特别醒目的是墙上悬挂的那幅张大千的“醉翁亭记图”。张大千深刻理解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内含，将其华丽词藻融于笔端，蘸以胸中逸气，于纸面上纵横挥洒，意境油然而生：玉峰凌霄，悬松傍崖，草木华滋，恍若隔尘之仙境。此画丁思成尽管看了千百次，但今天再次揣摩时，仍然心旷神怡，遐想不止。别看他已过古稀之年，仍腰板挺直，精神矍铄，清瘦的脸上能与“老”字联系起来的只有那副老花镜和下颚上的一撮白花花的长须。他见夏中华进来，也不起身，只是颌首一笑，用手指了指茶几旁的另一张椅子，说：“小谢先生，多时不见，别来无恙，茶已沏在壶中，自己倒吧。”他对认为有学问的人，不管年纪大小，一律都称先生，区别只是前面加“小”字还是“老”字。即使对常所说的盗墓贼，他也称为“土夫子”。他虽认为这些人干的事伤天害理，从不与之为伍，但说其中也有人学问精深。
夏中华知道，丁思成的待客之道既讲究又不讲究。说不讲究，是因为他除了一杯清茶，别无他物，也从不谈言过其实的虚话。说讲究，主要体现在礼节上。就拿座次而言，如坐在茶几两旁，他一定让客人坐在西边，自己坐在东边，因为古时西为宾为尊，东为主为辅。如若人多坐在四方桌旁，那位置就更有学问了。夏中华依嘱坐下后恭恭敬敬地说道：“丁老先生，看您气色这么好，晚辈十分欣慰，今日前来讨教，又要枉费您的时间，请多见谅。”
丁思成连连摆手：“哪里哪里，小夏先生看得起老朽，那是老朽的荣幸。说到讨教，老朽实不敢当，你年纪不大，学问却不浅，有什么事说来听听，咱们彼此切蹉，或许互有裨益。”
夏中华从纸箱中拿出一尊二十七八公分高的大梁观音立像，放到丁思成面前的茶几那头，说：“请您帮我鉴定一下它的年代和瑕疵。”
丁思成戴上白手套，用高倍放大镜仔细察看了一番，说道：“此尊佛像虽无铭文，但依我之见，它是南朝大梁皇家之物，从造型、线条到工艺与我家中收藏的那尊如出一辙。南北朝并存一百六十年，粗略地说，北朝佛像略显粗犷，而南朝佛像相对清秀；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是长方型，而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为圆型。在南朝佛像中，大梁的工艺最为精湛。你这尊佛像，头和双臂都曾断裂过，能修复到几乎不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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