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中，军事上的胜利从来不是靠单纯的武力而获得的，同样，在现代社会里，事业上的成功也从来不只靠单纯的天赋或强硬的蛮干。乱世之中，得武力者失其地，得民心者得天下。）
能够让隋炀帝抛却所谓的“大国姿态”、“炫耀国威”的想法的人，叫做杨玄感，尚书右仆射杨素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杨素有一副美髯，容貌俊朗，杨玄感也继承了父亲的这些特质，《隋书·杨玄感传》形容他：“体貌雄伟，美须髯。”杨玄感不像苏威、李德林那样天赋异禀，相反，他小时候比较愚钝，大家都以为堂堂仆射杨素竟生了一个傻儿子。只有杨素能看出来自己的儿子是大器晚成、大智若愚，杨素时常对人说：“此儿不痴也。”杨玄感年纪稍长，开始读书，亦习骑射，与父亲杨素一样，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隋炀帝杨广突然下令从辽东撤军，正是因为他听说杨玄感在后方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造反。
有人一定会问，杨素是大隋的功臣，功臣之子为什么会突然起兵反叛呢？
实际上，发动叛乱，并不是杨玄感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迫做的临时决定，相反，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既然是蓄谋已久，就必然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来搞清楚一个问题，杨玄感为什么要造反？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私心。笔者于前文分析过，杨玄感的父亲杨素虽然是病逝的，但实际上是因为炀帝的猜忌和暗害抑郁而终的。在杨玄感看来，杨广纵然没有明着亮出屠刀，但已与杀父仇人无异。更何况当杨素去世之后，隋炀帝曾有一次对自己的一些亲信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杨玄感的耳朵里，令他感到非常恐慌。一者出于自保己身，二者出于为父报仇，杨玄感决定与隋炀帝新仇旧恨一起算。
第二，性格。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杨玄感在行事做人方面，明显不如杨素成熟，不懂得藏匿锋芒。《隋书·杨玄感传》形容他“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这里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养士之风”的问题。在历史上“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的例子有很多，最有名的要属善养士人的战国四公子。但是战国四公子与杨玄感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杨玄感比他们要骄傲得多。这些文士愿意与杨玄感结交，一方面肯定是看重他自身的才能，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是看了杨素的面子。骄傲的人养士不属于真正的养士，当这些人与士人在一起的时候，由于互相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些士人只能进一步助长养士之人的骄傲情绪，杨玄感就属于这一类。功自然要居，因为功劳是你的总归会是你的，但居功不能自傲，像杨玄感这样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是很难保证其忠诚的。有时候很多人只是居功，尚且遭统治者猜忌，更何况那些不仅居功，而且每天都在自矜功伐的人。
第三，大势。早在隋炀帝第一次出兵征伐高句丽前，农民起义就已经渐渐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狼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邹平一带有农民王薄，自称知世郎，率先聚众举义，揭开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同一年，漳南（今属河北省衡水市）人窦建德又引兵起义，很快兵至万人。到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曹州济阴（今属山东省菏泽市）人孟海公也发展起一支万人的军队，与隋朝政府作对。相信熟悉隋唐小说和评书的读者对这两个名字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我们在此不再就农民起义一事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留到后文再说。总之，当时的天下大势引《资治通鉴》的话来讲就是：
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布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
在第二点中，笔者分析到杨玄感是一个不懂得藏匿锋芒的人，他对大事业、大功绩有着无限的渴求，更何况他的身份比普通的农民要高贵很多，号召力也绝不在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下，因此在这样一个变动剧烈而生发大理想、大蓝图的时代，滚滚的时代浪潮推动着他走上了举兵谋反的道路。
在搞清楚杨玄感谋反的原因之后，我们再来看他做的准备工作。笔者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方面的准备工作。
第一，邀宠。中国古代的历史很有意思，很多要谋反的人在真正举事之前都要先向统治者低头，比如唐玄宗时期的安禄山，再比如这一位杨玄感，这或许就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哲学吧。因为杨素军功卓著，杨玄感也因此得以进封上柱国。这样一来，他和父亲都属于第二品官，每逢朝会，杨玄感和父亲杨素都是在同一列。隋文帝杨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觉得儿子与父亲平起平坐非常不妥，于是就下令杨玄感官降一等。平白无故被降了官，杨玄感不气不恼，反而一下跪倒，拜谢杨坚：“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廷获展私敬。”没想到陛下您如此宠爱我，能够让我在宫廷之上表达我对父亲的敬意！我们都了解杨坚的性格，这样的话最能博得他的欢心，一路做到礼部尚书，袭爵楚国公。
第二，尝试。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时候，杨玄感在随征之列。大军至大斗拔谷，文武百官和将军士兵都舟车劳顿，狼狈不堪。而这时，杨玄感却显得分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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