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说道：“钱大人刚刚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为官不好大喜功，而是落实在百姓的幸福指数上，所以第四点我希望朝廷把赋税再进一步减少，财富于民，进一步减轻赋税，经过太后和各位大臣们几年有效治理，财政水平大为改善，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我们大宋的年财政收入大多数时候可达8000-9000万贯文，最高时候曾达到16000万贯文——”
我心中暗想；“好家伙，这个数字不简单，明隆庆5年（1571）的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那么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可见大宋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我继续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说道：“而且我们大宋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80000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而我们大宋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2000-3000万贯，我们大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国库已经很丰盈了，所以我愿为老百姓请于朝，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减免赋税。其实我认为一个国家富裕的根本体现不是朝廷多么有钱，而是如太后平日里说的那样，要把实惠确确实实的落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让老百姓的菜篮子更加的丰富，让老百姓的钱袋子更加张鼓鼓，让老百姓轻轻挥手告别柴米酱促，义无反顾奔向琴棋书画，方是藏富与民，真正为我们大宋的老百姓谋福利，谋实惠。比如京城城郊的后湖因多年得不到正治，已经变成了旱湖，而相关官员将湖底佃租给百姓，共有76顷，纳500余贯税赋，还有好几个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可以减免这部分税赋，派部队，他们反正现在无所事事，正可以组织开挖治理，退田还湖，蓄水种菱、植莲、养鱼，养活饥民，增加收入；如果遇上大旱年份则可以灌溉农田，一举数得。
第五点还要继续整顿大宋的经济秩序，现在全国粮赋十分混乱，每年征收数量不一，随意加码，百姓苦不堪言。我们朝廷应该委派专人调查，制定相应政策，以咸平六年户口和财赋收入为标准，此后每年按此数据征收，并报朝廷备案，以利国计民生。第六点全面提高大宋国民素质，提高大宋国民文化修养，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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