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义刚才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仔细一想才回过味来。
福山等自治县的议员身份是根据纳税多少确定的，然而由于历史遗留因素，东海商社在控制区内没有开征商税，这个“纳税”指的只是田税，只有地主能享受，商人就是再有钱也参与不进来。
不过各个城的自治商会和议会倒是会对城内的商户摊派一些费用，这些费用会用来维护市容或者被老爷们瓜分掉，反正是交不到税务部那里。因此，商人们即使同样有负担，也无法从东海商社那里“购买”到权力。
这么说起来，不征商税，岂不是对不起他们了？
说起来，现在东海商社直接控制的胶东区域，有四种治理模式并行存在。
第一种是大家都熟悉的直接治理，统合部派出多部门混成的工作组，进驻某一城市，对区域内的行政事务进行精细化管理。这种模式效果最好，收税效率高，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也做得更好，然而由于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所以难以扩张，目前只能在自建的三个市和即墨、登州蓬莱、莱州掖县三地实行。
第二种是附庸统治，也就是宁海州的情况，潍州和密州也有些类似。商社不插手地方事务，由当地的傀儡政权自行治理，只需要名义上服从东海商社，并且允许商社在区域内自由进行经济活动就可以了，连上贡都只是象征性的。这种模式的治理效果自然最差，但好在商社几乎不需要操什么心，说起来，等到明年，宁海州的第一个委托任期就结束了，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第三种和第四种都是“自治”，前者是在胶西、高密、莱阳三地实行的“商会自治”，后者是在福山等县实行的“议会自治”，看起来很像，都是由许多地方实力派自行治理，但实际上差别还是很大的。
商会自治，这种模式其实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贵族共和”。它缘起于当初商社力量还很弱小之时，当时他们无法对胶西实行有效的统治，否则非得激起强烈的反抗不可，因此只能将权力委托给胶西城的实力派，任由他们自行治理县城事务。
这个“商会”的成员实际上并不是商人，而是设立商会之时的地方实力派，商会也没有成文规定成员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所以，他们实际上就是东海商社所册封的“贵族”，被商社授予了这一座城的治理权。不过治理范围也就仅限于县城，县城之外的农村区域的收税权仍然属于东海商社。
而“议会自治”则正好反了过来，议员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大都是有名望（和财力）的乡绅，农村的治理权也归属于他们。这一模式的存在不是因为商社力量不足，只是因为无法对它们有效治理，所以将治权“出售”给乡绅们。而且这次商社学乖了，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完备的法律体系，议会的组成和解散、议员的选举和退出都写的明明白白，哪天要收回自治，也有法可依。
但是没想到，这里还是留下了一处纰漏，也就是商人的地位问题。东海商社对议员选票的定价是按田赋来的，不交田赋的商人自然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这就让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了劣势……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很不利啊！
张正义思考了一会儿，问道：“廖先生，你对福山县这两年的新政是如何看的？”
“自然是善政！”廖青峰下意识地拍了个马屁，然后说起了正题：“还政于民，这是亘古未闻的大善事啊。只是有些人得了权势，不想着造福乡里，反而欺压良善……”
张正义又问了问，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乡绅们掌了权之后，选了县令出来掌管一县政务。古代城市治理虽然不像后世那么繁杂，但也有不少事要做的，抓捕盗贼、清理卫生、修桥补路等等，这些事都需要县令来组织。如此一来，自然是要经费的，但议员们已经给东海商社交了一份税，肯定就不愿意再交一份了，于是就通过议案，允许县令对城中商户征收一笔商税，用这笔收入来维持市政。
议定的商税税率是十税一，这个税率实在不低，但也不是高到离谱，像廖青峰这样的商人也并非承担不起。
不过，现在又没有电子转账和税控机，税吏如何能知道商户的营业额到底是多少呢？所以就只能看着收了啊！城中不少商户，都与议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税吏不敢太难为他们，而廖青峰偏偏就没什么背景，不正是一头好肥羊嘛！
这一年多来，廖青峰被勒索得苦不堪言，几乎就想把这份产业盘出去另寻他处经营了。但是现在局势稳定，乡绅们又地位骤升，手头宽松了不少，他这珍玩行赚钱还不少，所以到底狠不下这份心。
前阵子，张正义来福山县巡察，一早就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位大员是来劝捐的。别人对此或是惶恐，或是有一分看热闹的心态，只有这廖青峰灵机一动——若是趁此机会，我去给这位张专员奉上一笔银子，捐个议员的位子回来，以后的生意不就好做多了？一年百两银，虽然不少，但相比税吏勒索去的那些还是差远了，更别说说不定还有机会更上一步了……
张正义耐人寻味地看着这位商人，看得后者头皮直发麻，差点心理崩溃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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