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基本弄明白了皇帝与三公九卿之间的关系。宰相本是皇帝的私臣，相当于皇帝的官家或是副官，理所当然的可以管理皇家事务。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宫廷只是朝廷下属的一个特殊部门，宫廷事务自然也归宰相来统治。
所以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如此赵昺却糊涂了，他受到的教育是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皇帝专制，这与史实有些差别。
“汉代之后，便是魏、晋、南北朝，朝代更迭频繁，中原震荡，官制混乱，未有什么建树，直至入唐才有了新气象。”王应麟见皇帝未置可否，以为其已经听明白了，接着言道，“唐朝一改汉时由宰相独掌朝政的格局，置三省六部分解相权，一曰中书省、二曰门下省、三曰尚书省，另置御史大夫掌监察之权。”
“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门下省主管长官为侍中，尚书高官官为尚书令。唐分官阶为九品，第一二品官，均以处元老，不负实际行政责任。三品以下，始为实际责任官吏，中书令、门下侍中及尚书令皆为三品官。”
“哦，那时三省首长领朝政，为何官阶如此之低，又何以总领百官呢？”赵昺听了皱皱眉问道。
“陛下问的极是！”王应麟喝了口茶接着道，“中书依官名论，也即是在内廷管理文件之意；侍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而尚书本即是皇宫内廷秘书。到唐代后则全由内廷官转为外朝执政掌管，与此前的职能完全不同，也正是如此才导致初期官阶很低。”
“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想想也是宰和相，在春秋时代，也仅系封建贵族的家臣，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后人效仿之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赵昺知道王应麟跳过了一段没有说，也许是因为忌讳，也许是有所顾忌。以他所知历史上曾有‘中朝’一说，那是教科书上写的，想来不会是无端的猜测。而中朝的出现是因为皇帝发现宰相权力过大，自己已经被架空，行事受到了制约，以此来分宰相的权力，其中就有侍中、常侍、尚书中书令等官，当然这些官名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汉朝。
尚书省尚书原本是秦代少府属下的小吏，在大殿之内办公，工作内容是专门负责发送各种文书。尚的意思是“掌管”，尚书作为官职便来源于此。由于尚书在皇帝身边走动，且能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所以地位日益提高。
到了汉武帝时索性废了尚书，设立一个新机构——中书谒者，并以宦官充任令、仆射等官。这就说明中书谒者可以随时随地觐见皇帝，用宦官自然是因为正常男性不得进入后宫，而宦官可以。到了汉成帝时又废除中书谒者，重新以士人为尚书令、仆射，并增设三公、民、二千石、常侍等四曹尚书，这才是尚书仆射和六部尚书的来源。
士人自然是正常的男人，不能随意进入内宫了，如此他们就堂而皇之的成为朝官的一部分，进入了国家的体制内。至东汉时期尚书令的地位空前提高，无丞相之名而行丞相之实，三公也完全被架空。时间一长，皇帝对尚书令慢慢也不放心了，于是尚书令也开始走上三公的老路。
中书谒者被废除，到了曹魏时期设立了中书监和中书令。北周设立内史中大夫。隋朝为避讳所以改名内史令。唐代复原名。所以说门下省、门下侍中本来是秦朝丞相属下的小吏，因为主要负责丞相与皇帝间的公文往来，地位日渐提高，且西汉时期成为了一个头衔，任何官员都可以当。而侍中当时的职责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甚至还得给他端屎端尿。
至于汉成帝的四曹，东汉改常侍曹为吏曹、选部。曹魏改为选部为吏部、二千石为都官、民曹为左民，并增设度支、祠部二尚书。东吴也设了户部尚书。西晋设起部尚书，主管工程事务。北魏设仪曹尚书，北齐设祠部尚书。北周设吏、民、礼、兵、工等部中大夫。隋朝改中大夫为尚书，并改都官为刑部。于是六部尚书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各有职司。中书主发令，朝廷一切政令和旨意，皆由中书省发出，而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时叫做敕。凡属重要政事之令，一定要皇帝下敕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敕，而是中书省拟定，叫做定旨出命。在中书省中，中书令为正长官，还有贰辅官中书侍郎，中书侍郎下还有中书舍人，员额有七八人之多。”王应麟接着解说道。
“唐的三省制，中书舍人官阶并不高，他们却有拟撰诏敕之权。遇中书发布的敕令，多由他们拟撰。中书舍人拟稿，是分由各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诏书，然后行达门下省。所以唐时朝廷定旨出命之权实为操于中书省。”
“中书省以皇帝的口吻撰写各种制诏后，将这些制诏发给门下省，由门下省进行审核。无论能否通过审核，门下省都要在诏书上签署审核意见，返回给中书省。如果通过了审核，则由中书省呈送御前，皇帝御画可字，复回门下，正本由门下存档，再另外抄录一份，加盖印玺，交由尚书省执行。如果制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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