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张煌言的“挤怼”，吴争本就没有去找钱肃乐的意思。
很多赶巧的事凑上，引发了这场本不该发生的大乱。
而董应第的反应确实非常快。
他在听闻此事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感到机会来了。
董应第立即串连其它御史和几个朝臣，赶至廖仲平处，为得就是阻拦廖仲平前往调解。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董应第之所以一心与吴争做对，要置吴争于死地，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
利益二字。
从表面上看，吴争与董应第并无交集。
可事实上不然，吴争触动了董应第这一部分官员的奶酪。
之前鲁王朱以海监国时，方国安与王之仁截留绍兴府周边十数县的数十万赋税，这其中有董应第一众的影子。
试想，方国安当初在钱塘江东岸驻囤，而王之仁更是远在定海。
绍兴府周边十数县的赋税就算二人想截留，又如何转运至东、西两地？
这征收、运输都需要人手，更需要朝廷上层的协调和当地官府的配合。
做为户部尚书的董应第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不言自明。
朝中重臣不是没人猜想到，而是忌惮方国安、王之仁手中的军队，生怕逼反了二人，引来灭顶之灾。
而朱以海是真不知道，他没有那种洞察力。
照说这样，董应第他们也迁怒不到吴争头上来。
但吴争的迅速崛起，方国安的叛变，到吴争倡议废黜朱以海，拥立朱媺娖。
到最后吴争将梁湖卫所整合成铁板一块，几乎绍兴东南，成了国中之国。
其实朝廷已经失去了对绍兴府东南数县的征税能力。
绍兴府就这么八个县，蛋糕只有这么大。
吴争多分了，自然有人少分了。
所谓挡人财路，无疑于杀人父母。
恨，就是这么来的。
但这恨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也是董应第一直以来，只要有机会，就拉动一帮子官员弹劾吴争的原因所在。
那个时候，董应第等人只是想将吴争拉下马，而非一定要致吴争于死地。
但从吴争北伐起，特别是占领杭州府开始。
这事的性质就变了。
人心，除了贪婪，还有一个重要的负面情绪——妒嫉。
妒嫉，俗称眼红。
吴争在杭州府的风生水起，让董应第等人眼红。
这与方国安掠夺杭州半个城，拉回二十船财物不同。
如果说方国安抢了一箩筐鸡蛋，那么吴争就是连生蛋的鸡都没放过。
加上方国安资历深厚，且从朱以海监国，一直是国公爵。
所谓柿子得挑软的捏嘛，在董应第等人看来，吴争根基浅薄，窜起太快，自然不能与方国安相提并论。
窜起太快，也有一句俗话形容，那就是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董应第等人就想吴争摔下来，逻辑很简单，杭州府没了吴争，朝廷就能掌控杭州府及周边的赋税权，而朝廷的赋税征收，又怎能绕得过户部？
可董应第等人无法预料到，吴争可急进，在他们眼中稳如泰山的清军，居然连连溃败，生生让吴争捡了个大漏。
这个时候，董应第等人发现糟了，昔日根基尚浅的少年，突然成了一个他们无法撼动的巨人，至少从实力上而言，已经形成了辗压之势。
这个时候，董应第等人内部产生了分岐。
两种方案，一是与吴争握手言和，从此休戚与共。二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
握手言和，自然是皆大欢喜，政斗从来不以投降和言和为羞耻，只论成败，对于这一点，董应第等人卫熟能详。
可问题是，吴争与寻常人不同，说他年少气盛也好，嚣张跋扈也罢，他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该有的包容和宽恕。
这一点，已经不是秘密。
其实只要吴争可以在闲暇之余，拿眼角的余光去扫一眼董应第他们，或许今日事变的后半段就不会发生。
可吴争没有，准确地说，不会。
正因吴争“气盛”，变相地断绝了董应第等人向吴争的靠拢。
促使他们为保权力和利益，与吴争死嗑到底。
说到底，一切还是为了两个字——利益。
朝中的权利是有限的，可官员相对是无限的。
如何以无限的官员去瓜分有限的权力，占据其中的大头，这是一门学问，也是一切政斗的根源。
董应第是万历年间进士，老资格了，否则也混不到户部尚书的高位，他前后历经五朝，见识过党争，也见过魏忠贤的垮台，他是政斗的亲历者。
在他心目中，吴争的危害远胜于清军。
日思夜想，都在寻找扳倒吴争的机会，所以，事变一发生，他的反应非常快，那就是趁此良机，铲除吴争。
这事听起来很难，吴争那可是数万大军的主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哪怕是一部尚书，要杀吴争，也是难如登天。
可在董应第看来，这很容易。
其实在董应第心里，一样不相信吴争会在此时谋反，说难听点，以他的判断，如果吴争真想篡位自立，何须亲自行此大逆？
只要将山寨中他的军队撤走，然后借清军之手，对山寨来个一窝端，到时不但心愿达成，还可以为监国、朝廷复仇的名义，占据与清廷战与不战的主动权。
回来亲自行此谋逆之事，脑子烧坏了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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