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对付政敌的手段，一般就是外放，处理方法还不算激烈。
唯独那一次，“遂谒告，诏刺配英州牢城。”
刺配！这不是一般的重罪，司天监众人可得吸取教训，不准瞎跳。
朝堂上，王安石的把控力达到了巅峰。
辛未，发常平米赈河阳饥民。癸未，诏三司岁会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
国家统计预算工作，从老张当任三司使之前，就有名臣已经提出过，要求国家“量入为出”。
当时也进行过几次国家岁入的统计工作，但是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收入构成的复杂性，导致了无法每年施行。
随着大宋历任三司使——张方平，赵抃，唐介，薛向……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大宋基本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制度。
加上四通商号和皇宋银行的实践，大宋熙宁七年，年度国家预算制度的确立，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大宋的财政制度发展到如今，大体分为sān_jí，两类。
sān_jí就是中央计司，地方路转运司，州县。两类则分为“系省”和“不系省”，即类似后世国税和地税。
但是与国策相适应，所谓“守内虚外”，大宋的财政制度，也就变成了“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之用悉出三司，诸州除计度经费外，凡金帛送阙下。”
这是一种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所以地方上的“约度”，就非常考验官员们的智慧了。
约度，就是地方上根据年度决算报表，做出预算报表，和中央商定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额度，之后每月向三司申报月帐，每月结算。
其色目，大的有金、银、钱、帛、粮、草六类。
每月每一项收入之下，要注明收入时间，本州是否已经支用，中书按月统计成总账册，监督国家预算执行情况。
宋人已经考虑得非常周道了，比如诸色课例，也就是工商税，这部分是归国税，地方无权支使。
地方占用税收，只能农税，而且只能是农税中的一部分。
其余的剩余财物，三司可以直接行文全部上收，也可以收取一部分，剩下的留给地方调配，弥补部分地方用度不足。
从理论上讲，这套制度已经非常先进了，关键是执行起来有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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