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年还是一副非武力相挟不合作，为了广大僧众只能屈身事贼的模样；现在已然是变成了深悉太平军悲天悯人之义理，而不惜此身的弘法殉道先锋了。
当然了，这未尝也没有来自同出佛门净土宗白莲派，如今正伴随在侧那位顾问僧虚中所带来隐然压力和传道竞争的缘故。
要知道禅宗北派主张因循而往的渐悟，南派崇尚厚积薄发式的顿悟。而净土莲宗更是极简规仪从流各家，一度号称只要时刻口念佛号，就有机会人人超脱六道往生净土。
南禅本来就在佛门定规立制上抢了先手；但是显然是净土莲宗的崇简和流风格，更加适应这些出身卑贱或是发自草莽底端的太平将士，及其治下百姓的寄托方便。
当然了，他自己也未必好过哪里去。
丘宦原本年事渐高，偏居安南而远离战患，本该是授徒传业之外就无欲无求了。但是这位主上的到来却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在这礼制败坏儒家衰微之世，将自己发自南疆的“丘学”在后世传扬下去，乃至史记留名的机会。
因此，这点心思就没有必要点破和揭穿了。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广府乃至整个两岭，再怎么好也不过偏安天下一隅的格局。唯有能够继续追随在那个人身边，才是得以搅动时代风云的核心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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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来自广府方面，用壁板信号机送来的夏末收成统计后，周淮安才重重的嘘了一口气。至少不用再担心因为一场珠江流域的大水，或是湘水流域的泛滥，所造成的而库存清空危机了。
岭东十三州入库后的粮食结余十六万担，再加上岭西八州，安南等地的输送数字；因为连续出征和后续地方的平定、维持和军管，在太平军的圣库体系中，一直徘徊在亏空状态下的粮食储备量，总算是回到了危险线以上。
这样的话就不必再追加征收那些屯田所的户口余粮，与集体农庄里的公用积存了；毕竟，名为民望人心的公信度和口碑这种东西，消耗起来固然快，但是恢复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
也不用继续抽调那些用来调剂市面和应急备荒，以及为大型工程进行前期准备的物资储备；以及那些已经被耽搁的工程进度和暂停项目，也可以迅速恢复起来了。
而截至八月初的太平圣库中财政收入，也达到了六百零九万缗/贯，其中最大的一块依旧是来自直接或是间接参与海贸，以及在各处控制的港市当中所获得的商税、船税和其他特产的附加税。
至于丁税（乡村）和户税（城镇）等名目，可以说是被压缩到了略胜于无的比例和程度了；依旧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只是为了体现政权的控制力和日常存在感而已。
相比之下，广州、交州、潮州、雷州等各处港市的交易量，这些年有所持续增长；但是市舶、商椎两大部门的收益反而有所下降；当然了，这主要是太平军的贸易船队，逐渐介入和深化到各个领域当中的缘故。
另一方面，则是现有航路贸易量和市场规模，以及对应的产能规模，已经稳定下来变成细水长流的大宗往来，而需要继续面向海外开拓更多新兴市场和贸易空间的原因。
事实上，虽然收益的名目不少，太平军的财政账目一直处于微量到少量的赤字状态；因为只要收益和进项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马上投入到预设好次序、日程的待办事项和工程中去。
这个固然是有某种意义上劳民伤财之嫌，但是一种短期内迅速催生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上限的办法或者说措施。只有频繁流动起来物产和财富，才能在转化成其他事物过程当中，创造出更多衍生价值来。
荀子对于国家税收和运用上的态度在王制篇里面很清楚。
称王天下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
自己的箱子已装足了，仓库已塞满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那么它的垮台灭亡可以立刻等到了。
所以当权者搜刮民财以致灭亡，敌人得到这些财物因而富强。搜刮民财，实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亡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所以贤明的君主是不走这条路。
传统封建农业体系下，大多数自给自足的小农是不花钱的；一个国家里面若是大量人根本不花钱，那就说明这个国家里面大部分人都游离在负责发行货币的朝廷体系之外。
那就意味着巨大资源利用和动员能力的缺失，以及相应天灾人祸等意外风险承受能力的脆弱。任何王朝末期的崩溃，就是从这些因素上不断叠加到量变成为质变开始。
如今的唐末天下就是最好的例子。天下灾害不断而社会矛盾激烈，却没有相应资源流通互补的渠道，以及政权自上而下的调剂能力来环节；
所以农民起义军总能够在转战中获得足够主场和顺势，然后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和补充，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做大，而此起彼伏令拥有强兵猛将的朝廷剿之不尽。
话说回来，
现如今的岭外之地，直接向太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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