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这仅仅是帝皇给执法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以便他们无压力得对付前太子母家，因而并未放在心上。
但夏安然却知道这不是保护伞, 而是老父亲的确打算要整治官场乱象了。
大汉朝建国已经有五十年，这个时间点在大部分王朝都十分敏感, 因为在这个时候段, 大部分的开国第一代臣子都已经去世，若是遇到艰苦一些的朝代, 开二代都已经要干不动活了。
开国臣子们的去世也意味着他们所占据的权势将要被重新分配，无论是由新皇培育出来的人才，还是国内全新的贵族阶级们都会想要去分一杯羹，而王朝的运转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也能够摆脱穷苦, 百姓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比较富足，同时, 也到了爆发新的问题的时候。
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其根本制度的设定定然会留有隐患，这份隐患一般在太祖皇帝手上不会爆发，因为太祖皇帝基本可以靠着个人魅力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予以镇压。
二代时候也不会爆发，因为这时候军政大权和民心也都还向着帝皇。
但到了三代和四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生在和平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前一个王朝的困苦艰难，因此对于开创如今生活局面的王朝没有多大的感恩之心，再加上此时贫富差距基本开始拉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际所拥有不符，如此便容易失去谅解和等待的情绪，汹涌而出的则是不满和仇富之情情绪。
而这种不满情绪如果不能加以疏导和调整，就会往极端方向发展。
对于汉朝，这个瓶颈就在于郡县制和郡国制之间的矛盾。
纵观这个国祚时间最为绵长的封建皇帝制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在为诸侯王的问题闹心。刘邦建国之初，最富饶的土地基本都分给了异姓王，当时掌握在中央管辖范围之内的郡只占全国不到三分之二，且多半是因为长期鏖战而人口生产力凋零的关中地区。
这在最初就给称帝后的高祖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是以高祖皇帝一直到亡故前，都在和这些自己亲自分封的异姓诸侯王们进行斗争。
这样的局势一直不曾停止过，惠帝、文帝两朝主要任务是对付北方匈奴，因此对诸侯王多采取防备、拉拢态度。中央政府对于诸侯的放纵态度养肥了这些诸侯王，也将他们的野心养大，因此，在景帝打算收拢这部分势力时直接致使七国之乱爆发。
但好就好在，景帝作为大汉国第四个皇帝还有老本可以啃，他手下还有开国功臣周勃之子周亚夫，也有个坚定不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梁王刘武，还有能打能斗的外戚窦婴。
另外也有在此役展露头角的诸多战将，譬如李广、灌夫等，总之这次颓局被刘启给救了回来。
诸侯王败了。但即便他们败了，总体来说刘启依然做了很大程度的妥协，使用了怀柔政策，只诛杀了首恶，其余可以放的也被他轻轻放过，并未如众人预料中的一样，出现“流血漂橹”之态。
但那时候是他不得不放，为了时局的稳定，为了避免剩下的诸侯狗急跳墙，他才必须做出姿态来。
而现在……景帝手上拥有强大的军队、丰沛的军粮，以及已经能够成为他臂膀的儿子们，当前的局势已经同五年前完全不同。
刘彻还太小，景帝身体不好，他不敢也不想将强大的诸侯王留给他年幼的儿子来处理，而要削诸侯王，首要一步还是要削除这些人在京中的联系，断了他们的臂膀，清了他们的耳目，如此才好徐徐图之。
所以，刘启借由栗姬一案重新建立了一个司法班子，他悄无声息地在其中c-h-a入了不少只忠于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做基础公务员时都以行法严酷且不讲情面著称。这些人就是刘启的刀，他想要捅到哪里去，这些人就会立马在对方的身体上给他钻出狰狞的伤口来，还是血流不止的那种。
原本，郅都便应该是其中的领衔人物，但现在郅苍鹰在中山国干得风生水起，刘启自然失去了一员猛将。
但对于知晓历史的夏安然来说，他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之后约谈了韩婴，表示中山国一定要紧跟老父亲的角度，日后执法加严。
为此，他还勉强挤出了公务员名额，给御史大夫名下多配备了几个人负责应对预料之中会暴增的工作量。
而现在，这些人就在对付灌夫。
中山国的小国王言说灌夫的仆从“无罪”，但是也仅仅免除了“大不敬”这一条罪名，旁的却是少不了。总之盘算了半天，灌夫要付的罚金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最麻烦的一点是，灌夫虽然是在中山国犯罪，但是他的户籍不在中山国。
虽然按照律法，在哪里犯法就在哪里审判服刑，但是这事还是得和他户籍所在地的人说一下，毕竟这其实就是在抢劳动力了。
夏安然就照例让人通知灌夫老家那边的县令了，哪知这一等还等出了一件意外之事来。
中山国距离颍川算不得近，如今又是新年期间，虽然即便是公务员也没有假期，但工作效率肯定也是有降低的。谁知就在中山国的信函送过去后不久，颍川郡守就派来了人，并且口口声声都是想要将人引渡回去，并且暗示下头办事之人说，如果可以将灌夫引回去，可以送他们百金。
中山国中底层干部都是小年轻，国内办事氛围又好，小年轻基本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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