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粥场回来，侯大勇一路在想，粥场只能解一时之困，不是长久之策，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事做，正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郑州地处中央腹地，荒地不如其它地方多，这么多的难民无法安置，要做到有恒产谈何容易。
郑州虽是相对富裕的州，但大部分费用都花在军费上，郑州共有驻军六千人，每天花费极大。五代制度多承唐制，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唐朝的军队大致包括禁军、边军、地方武装（如团结兵）等。前两种虽任务有别，但都是职业兵，后一种则具有民兵性质，其中禁军、边军属于中央军，是国家武装的主力，安史之乱前，这些武装的费用大部分由中央支付。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央军队逐步转变成为地方军队，转变开端于节度使兵制的形成，完成于两税三分的确立，至于平叛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军队，组建之初即已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随着军队地方化的完成，军队成为由当地人组成的驻守于当地，并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在郑州六千人的军队，成为巨大的销钱机器，郑州的税收大部分用在这上面，而税收以农税为主，造成农民负担极重，生活贫困。
当时军器价值相当昂贵的，在大周显德元年时期，一枝弩，钱一贯五百文，一张弓，钱七百至八百文。一副全装甲价值三十八贯二百文，一副马甲四十贯一百文，一张弓二贯八百文，一把提刀三贯三百文，一枝弓箭，七十四文，一枝弩箭六十五文，造弓一万张，需要牛筋六千七百四十五斤，牛角一万一千只。米价，平均米价是在每石五百文左右浮动，绢价，每匹五百文至一千文之间，马价，每匹三十至五十贯，名马达到七十、八十贯乃至一百贯。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盔甲装备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其余的装备也绝对不便宜，一把提刀至少能换一石米或者一匹绢。战马的价值更高。
侯大勇仔细盘算价格清单，深感当时兵器之贵，突然灵机一动，为何不开设几个铁器铺，把有体力、有技术的难民安置到里面，不仅可解决难民问题，还可以增加收入，等产量提高后，还可以做武器生意，这可是利润丰厚的好事。如此一来，可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侯大勇在沧州时，曾为窦田画了风箱样式，提高了冶炼温度，窦田等工匠原本技艺高超，有了风箱后，如虎添翼，应是可以造出超强的武器。只要富巩把沧州的资金、人员带来，就可以开办铁匠铺。
侯大勇把铁匠铺分成三种，一是郑州官府出钱出力的铁匠铺，主要制造大周制式兵器，用作装备军队所用；二是由侯大勇私人出钱，以他人名义建起的铁匠铺，主要经营铁制农具，满足当地的农业需要；三是由侯大勇出钱修建精品店，集中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用最先进的设备，造出一些精品，比如锋利无比的宝剑、宝刀，精制的生活用品等，价格要高，数量要少，仅供上层人物消费，作为身份的标志。同时，此精品店还要为侯大勇制作用来装备亲卫部队的特殊武器。
侯大勇理好思路后，叫来录事参军事梁守恒，把扩大官营铁匠铺生产规模的计划说出来，看如何在实际中操作。
梁守恒想了想，道：“现在郑州官府有铁匠铺三个，主要生产军队的刀、剑、箭等兵器，还能生产床弩、云梯等大型武器，军中所需基本够了。”
听梁守恒话中意思，侯大勇知道他对扩大生产没有兴趣，主要原因是没有利益作为强大的驱动力。当时，军用武器属于违禁品，不能买卖，多生产武器，除了加重负担外，没有任何好处。侯大勇决定把郑州打造成武器制作基地，争取中央订单，同时，可用官方渠道向其它军队卖武器，这就是侯大勇作为官商的优势。
侯大勇道：“事在人为，多生产武器，可以利用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成本降低后，可用较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各军，只要价钱足够低，完全可以取代其它军队的自给自足，成为专供武器装备的铁匠铺，到时，银两滚滚而来，挡都挡不住。”
侯大勇说得前景一片美好，而梁守恒一头雾水，不知防御使在说些什么。侯大勇见到梁守恒的表情，知道是对牛弹琴，于是不和他说了，以后事实会给他最好的教育。下令道：“给你三十天的时间，要想办法把铁匠铺的规模扩大，需要人则到难民中去招。”
虽然梁守恒对侯大勇扩大规模的想法不能理解，但是防御使下了令，梁守恒还是显现出良好的才干，很快，从难民中挑选了近一百名身强力壮的男子，到铁匠铺做工，把三个铁匠铺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按照侯大勇的要求，每天难民收入不低于三十文，还要管一顿饭。
这一来，意味着有一百个家庭暂时不会被饿死，但是这仍是杯水车薪，大部分难民仍需要粥棚来救济。
扩大了官营铁匠铺规模后，侯大勇也为私人铁匠铺选好了地方，以富巩的名义买下城内一块地，在难民中找了一些人进行基础工程，同进，在郑州广招工匠。只等富巩一到，就购置相应设备和原材料，正式开工。
当基础设施基本做完的时侯，富巩、窦田、郭宝义、春兰、秋菊等一行人来到了郑州。依侯大勇安排，富巩把沧州的农庄、店铺等事务交给欧阳誉管理，另外指定了一人记帐，春兰秋菊从密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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