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骑过那片小山岗,下了坡,就过了藕西村,来到了沙湾村,和藕西村相连的一个自然村。
田间还有劳作的农民,正在牵着牛犁地。
杜秀青停了下来,站在马路边上,就那么看着那位在地里犁田的农民。只见他光着脚,裤脚挽得很高,上身还穿了一件塑料薄膜制成的雨衣,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似乎也是怕会下雨吧!手里挥动着鞭子,一边叫着“嘿,嘿!”一边赶着牛。水牛在他的鞭策下,拉着沉重的犁不紧不慢地走着。一块地只剩下一点点没有犁完,看来这位老伯很早就到田里来劳作了。
看着眼前的画面,杜秀青不知不觉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杜秀青很少看父亲这样犁田,记忆中,自己也就是在双抢的时候,跟着一起下地去干活,平时上学,也很少干农活。但是她能想象得到,父亲一定也是这样在田里劳作。早春的料峭,似乎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寒冷,这么冰冷的水里,就那么着双脚在田地里劳作,经年累月,很多人都会患上风湿病,就是因为不懂得爱惜自己,连一双高筒橡胶雨靴都不舍得买,宁愿这样冻着,冷着……
看着眼前的画面,杜秀青的眼睛不知不觉又有点模糊了。
如果问,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她一定会说,是这些一辈子在土地里辛苦劳作,撑起了中国的农民!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用并不充裕的土地养活了这么多人,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可爱的农民,如此精耕细作,在田地里绣花,种出丰产的粮食,供应着十几亿人的口粮!可是,这个国家恰恰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他们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难最重、含冤最深!他们用手推车推出的这个共和国,却一直视他们为二等公民,被一本户口簿焊在地里,一进城就成盲流、三无人员和可疑分子。他们的孩子,无法跟随在身边,过得是缺父少母的日子;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13亿人,酿成百万吨茅台五粮液,但饥荒来临时,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
杜秀青忽然想起了一位著名“三农”评论家写的《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写得很长,杜秀青记得几个重要段落,一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城里人比农民富有,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实质上并非如此,造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却是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农民从来还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制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可以说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所以,中国的穷人大多在农村。二是说,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不仅倾重于城市,使得农村长期缺乏发展要素,金融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也使农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长期的“剪刀差”把农村剪得十分贫穷,而使城市日益发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所以说,城市的繁华和富有是农民的血汗堆砌的。中国农民为何这么穷,且穷人这么多,缘于5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农民的盘剥。城乡二元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是不存在城乡二元制的,那时土地是私有化的。后来搞人民公社,变成了集体所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二元制便随之而来。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不说其它,只说土地这一项,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累计高达2.5万亿元。农民种粮、种棉、种油籽、养猪等,必须完成计划任务,计划外的才是他们的。公粮是无偿的,定购粮的价格也只够成本,粮食是绝对不能流动的,谁敢卖粮就是违法,所得的钱不但要没收,而且要遭受处罚,甚至挨批挨斗。所以,即使农民想节省一些粮食换钱,也只有亏本卖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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