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使在太原求学的雁北籍学生因邮政和交通阻断无法得到家庭接济。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下令补助每个学生30银元，由学校造册领取。乔日成见有机可乘，除领取个人的一份外，还开据其他不到校的雁北籍同学名单，向校方强要代领。会计不准并与之争吵。乔怀恨在心，于当天下午身着军装持枪到校财务室将会计打死，抢走银钱若干。一不做，二不休，乔从学校出来后又转到原所在军校王教官家。他见王太太一人在家，就说是王教官让他来取钱发饷，并顺手从炉旁拿起一根火柱朝王太太头部猛击一下，并举枪威胁说：“不准叫嚷，赶快拿钱，拿不出打死你!”王太太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开柜拿钱，还将手上的金戒指取下给了乔。临走，乔让王太太趴在地下，不许起来哭叫，然后他从容地逃之夭夭。当晚，乔到一家旅店换上便衣过夜，第二天又抢了邮差的一辆新自行车，骑车跑到绥远省。到此时，人们还以为抢匪叫于孝先。后来，于孝先被捕，供出借给乔文凭考入军校一事，人们才知其真名叫乔日成。乔日成接二连三地抢劫，一时成为全省奇闻。阎锡山下令抓捕乔日成，但因绥远省是奉军的势力范围，所以一时也奈何不得他。1929年冬的一个黑夜，乔日成纠合另外两个小匪，又到浑源县南山界板沟抢了种中药黄芪发财的王美堂家。王美堂的儿子在太原当官，听说家中被抢，分析面貌口音，认定是乔日成所为，就报告了省府。为免遭辑捕，乔日成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跑到太原投军去了。时值中原大战，阎锡山大搞扩军，乔日成没费什么周折就当上了阎军第十五军第三旅旅长王铺的贴身副官。不到半年，阎锡山战败，被迫下野，阎军由张学良收编由原来的15个军缩编为4个军。另外，在太原成立了一个编余军官教导团收容所有的编余军官，乔日成被编余后不愿入团受训，闲住太原。到1931年，年仅22岁的他因经济来源断绝，又变得囊中羞涩，于是重操旧业，抢了与他有嫌隙的原所在三旅三团的邓友兰家。邓友兰知道后，呈报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徐永昌严令县政府缉拿乔归案，但在乔的老家应县根本没见到乔的踪影，于是移文绥远协助抓捕。当时，傅作义主政绥远不久，公务繁忙，且口外的土匪多如牛毛，哪里还顾得上一个乔日成？因此，口外一带成了乔日成的避风港。他抢了邓友兰家后，由太原直奔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市），又尽情享乐起来。六、海匪、湖匪、山匪1、海匪海匪，顾名思义是指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这类土匪一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偶尔也爬到岸上来劫掠陆地民户。近世中国，沿海地区，自北到南，几乎都有海匪肆虐。在西方一些电影和历险记中，海盗往往被描述成为富有正义、传奇色彩的反抗者，过着罗宾汉式的英雄生活，即使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船沉海底，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可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到民国前后，在规模上，中国沿海海盗同西方海盗已相差无几。他们打劫客船、渔轮，掠夺钱财货物，曾给中国海洋运输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怖和灾难，他们已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歹徒、杀人狂和强盗了。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沿海各省都设有靖海水勇以对付海盗的骚扰。在渤海地区，老百姓称海盗为“三儿”，有时不敢直呼，就叫“黑脸子”、“马架儿”，或打手势，叫“三加一”。这里的许多海匪是出于无奈，才走上为匪之路的。如唐山地区南堡渔民郭善贵，曾被海匪许三头子的手下绑架，后来因为海上刮起了大风，多数海匪晕船，郭善贵趁机串通了几个伙伴，一举消灭了匪徒，才逃出来。郭善贵有心继续治渔为业，可考虑到眼前海匪遍布的情况，以后免不了还要遭到海匪的欺负。于是，他与几个船友，一狠心当了海盗，几年之后，他竟成了统领几百人的海盗首领。除了这种情况，海匪中有为报仇雪恨走上匪途的；有犯了法、做了孽，为匪躲罪的；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蜕变为匪的；有因家庭不和，出走为匪的；也不乏趁世作乱，趁火打劫之徒。30年代中期，冀鲁沿海的土匪海盗形成了“四大团”，各团千八百人不等，各吃一块海滩海域，而且匪匪勾结，官匪连为一体，整个海域乌烟瘴气。他们多不定位，随政治气候，潮汐规律和自己的实力情况，时而乘船出海，时而登陆作恶。哪里得吃就吃哪里，只不过有主有副，时间有长有短。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大沽口、塘沽、烟台、龙口等地，驻守渤海海域及沿岸地区的国民党海军沈鸿烈部弃海逃走。国民党设在海上及沿岸港口的政权和海关行政机关都封闭门户，文武官员纷纷遁逃，冀鲁边沿海处于极端混乱的局面。海域、岸边、草洼除了那些老牌的大匪盗，又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他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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