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四年前朋友捎来有关父亲和母亲消息的电报,柳桥涵与朱丽在香港沦陷那天不幸离世了,一同离开的还有吴妈与张医生。柳彦杰那时去了一次香港,为他们办了后事。回来后,他在客厅的壁角设了灵堂,摆放了牌位,中间有父亲、母亲、还有陈安月的相片。每天柳彦杰都会给他们上香。今年已过了第四个清明。
白三爷始终没有等到周景。前一年,他将所有的姨太太与一大笔钱送到了台湾,自己和儿子仍留在上海。还有那些重要的箱子。紫禁城文物除了被国民党带走的一部分,其他已经陆续运返它原来的地方。将来,自己一定会带着研熙去北平的故宫博物院,看一看那些曾经在上海逗留过的中华文化。
他要把这些事都告诉晨曦。柳彦杰慢慢地把它们写在信纸上。一会儿他会让美娟把信投入最近的邮箱。
柳彦杰在信封上贴上邮票,朝门外叫美娟:“美娟!美娟!”
“来了,老爷!”美娟一身碎花衬衫,黑色布裤,简单的发髻。栀子花开的时候,她总是在发髻旁插朵栀子花。她放下抹布,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把这封信送出去。”柳彦杰把信交给美娟。
“好的,老爷。” 美娟拿了信转身离开了房间。她每个月都会替他去寄信,从未说过什么。
书桌上八年前那张他与晨曦的照片依旧静静地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晨曦笑得很好看,与自己挨得很近。柳彦杰有时想起来,他与柳晨曦的一切好像就在眼前。
研熙对晨曦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只有看到照片时,才能想起曾有一位很疼爱自己的叔叔。有一次研熙在房间里玩耍,差些砸破了那块万历年间的砚台,柳彦杰之后一直把它藏在挂着锁的抽屉里。钥匙扣仍然每天躺在被子下,虽然是镀金的钥匙扣,却一点也没有褪色。
三楼的紫铜风铃叮叮当当地响。
楼道里突然响起了急促地脚步声,这脚步声中混杂着紧张与难言的兴奋。“二少爷!二少爷!”美娟一路奔跑上来匆匆推开柳彦杰的房门。她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做过这么没有规矩的事,有多少年没有喊过柳彦杰“二少爷”。
“怎么了,美娟?”柳彦杰看到美娟涨得通红脸。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思议与期待。
美娟颤抖地向柳彦杰递来一封信,她激动地甚至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大少爷!二少爷,是大少爷!是大少爷的信!罗烈说,是从英国寄来的,是大少爷寄来的信!”
柳彦杰愣住了。他抵御着内心涌起的强烈的冲动,这冲动比他在钟楼上那天的亢奋更加激烈。柳彦杰嘴上喃喃着说不可能,手却迫不及待地抢过了美娟手中的信。
熟悉的笔迹,这是他熟悉的笔迹。
柳彦杰反反复复检查着信封。崭新的信壳,柳晨曦的笔迹,英国的邮票,英国的邮章,一周前的日期。柳彦杰胆战心惊地揭开信壳,里面掉出一个闪光的金属小环。美娟立刻把它捡了起来,是一枚戒指。柳彦杰认识这枚戒指。
信封里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斜顶的英式房屋前,一个坐在楼梯上的男人。整齐的黑发,柔和的脸,好看的嘴唇,一双宁静的眼睛。他在阶梯上遥望着远方。一切都是他熟知的柳晨曦。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过多痕迹,只是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深沉与忧郁。他活着,他竟然还活着,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柳彦杰想。他一定也在等待,焦急地等待。
照片反面是一串杭州的地址。不是柳晨曦的笔迹。
柳彦杰想到了伊藤健一,还有那个叫小李的中国人。
当心底没有了希望,而希望又突然降临的时候,那是难以言明的激动。柳彦杰八年来第一次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要去杭州,最好立刻就去。这可能是个冒险,但柳彦杰从来都怕冒险。
柳彦杰叫美娟:“快!快叫陈琦,让他马上去火车站,买两张明天到杭州的火车票!”
美娟眼睛红红的,鼻息一抽一抽:“大少爷……大少爷他……”
“他还活着!”柳彦杰坚定地说。
美娟哭了,她流下开心的泪水。同上楼时一样,美娟下楼也是急匆匆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柳彦杰带着柳研熙来到上海西站。柳研熙昨夜一直都缠着柳彦杰打听晨曦叔叔的事。
柳彦杰他们到得很早,西站还是静悄悄的,一面巨大的红旗在西站上飘扬。柳研熙第一次来火车站,对两层楼高南北各有一个三角屋顶的车站建筑充满了好奇。那是中式的对称建筑,有狭长的围栏与阶梯,有一份特殊的古典情怀。它和红屋的帘子一样,都是念旧的。柳研熙在走南面还是北面的楼梯上挣扎了一会儿,最后决定走南面的楼梯。
穿过西站建筑,眼前又是那座架在铁轨上的天桥。不知不觉中,夹竹桃开开败败了几许年,这座天桥也已经伫立了三十多个春秋。它是上海开埠至今无声的见证者,见证了上海滩上的悲欢离合。
柳研熙小心翼翼地跨上铁皮台阶。架在铁架上的木板桥面一踩会摇晃,柳研熙紧紧拽住了柳彦杰的手。
天桥镂空的围栏旁,站着一个安静的男人。
“白叔叔!”柳研熙开心地叫,他很喜欢白叔叔的儿子忆舟。
“是研熙啊,”白凌桀转过身,他穿着短袖白色衬衫与西裤,头发梳得光挺,“去哪里?”
“爸爸说,我们要去杭州接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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