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希望给对方带来痛苦。我真的好难决定,我该做到哪一步。我知道我们深爱着对方,但是光有爱就够吗?我们该怎样做才是对对方好呢?
“你也会受牵连,马蒂,上帝作证,我当时只想着能够帮你。幸好中国人不能讲话,我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把事情的经过写出来,当然还有他与你的关系。那时我很担心,作为一个同性恋犯人,他的证词能有多少效力?”上尉拿雪茄的手在空中一挥,做了一个表示庆祝和幸运的动作。“我说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是这几天的拖延,他的案件突然有了新进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摇摇头,心提到了嗓子眼,打火机可能就是这时候掉了。
“他案件的主要证据,是38年参加了一次同性恋聚会。”
“是的。”
“现在有人证明他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去。”
一听这话,我惊愕地张大嘴,自己还不知道。
“是一个国防军中尉,我来找找。”上尉把雪茄搁在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边翻看边说:“哦,在这儿,是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
“什么?长官,是波茨坦军官学校的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
“是的。哦,对了,他提到过你,你应该认识他,看这上面,这是他的证词。”上尉把那两页证词的副本递给我。
管理集中营对上尉来说是一项神圣的职责,他纯朴的蓝眼睛里,你看不到邪恶与残暴,但只要是工作需要,他杀人也从不会含糊,就像对卡尔,没有一丁点的怜悯。进办公室前,我就已经打定了注意,只要是能够达到目的,我不在乎向他低头,不在乎做任何事,我更要仔细揣摩他的心思,当然,上尉一般都实话实说,不会恶意耍弄人。我接过文件,克制住自己急迫的心情,看了上尉一眼,得到首肯后才低下头。
☆、第七章 代价(2)
这是一份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的证词。证词内容大概是:施拉科夫中尉跟傅昭是波茨坦军官学校的同学。因为施拉科夫是班长,傅昭是留学插班生,出于职责,施拉科夫跟傅昭接触较多,平时关系很好。
毕业后,施拉科夫留校,傅昭去了第一山地师,开始还偶有联系,后来,傅昭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对波兰的闪击战,部队行踪成了军事机密,他们的联系就此中断。
直到前些日子,我去找他,他才知道傅昭被捕的事。他可以证明1938年7月24日星期日晚上傅昭的行踪,之所以当时没有马上告诉我,是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重大了,他必须和妻子商量一下。
回去和妻子商量以后,他们认为不应该让傅昭为没有做过的事受罚,自己的事应该自己承担,于是他带着妻子一起到柏林的党卫军总部投案自首,同时为傅昭作证。
施拉科夫的妻子娜塔莉是犹太人。犹太人被驱逐的时候,施拉科夫把未婚妻娜塔莉藏了起来,为了安全,每隔一段时间,施拉科夫就会想办法给娜塔莉换一个藏身地点。在此期间,他们秘密地结了婚。
1938年的夏天,施拉科夫把娜塔莉安置在柏林郊外一个废弃的仓库内,离军校不远。每个星期日,施拉科夫都要给娜塔莉送去一周的口粮。7月24日,是星期天,原定施拉科夫要给娜塔莉送吃的。但是那天晚上,施拉科夫临时接到学校开会的通知,他不能去了,这样,娜塔莉将一周没有吃的。娜塔莉即便不被饿死,也会因为饥饿,不得不走出藏身之所,寻找食物。施拉科夫不敢想象妻子可能遇到的事,思量再三,他决定找傅昭帮忙。
之所以选择傅昭,是因为傅昭为人谦和、热忱,有求必应。也因为傅昭是外国人,在学校里没有多少朋友,不太会无意中泄露他妻子的秘密。傅昭对德国的反犹政策也不是太清楚,更不可能本身就有反犹倾向,不会向当局告发。
当然,施拉科夫没有把实情都告诉傅昭,更不会告诉傅昭他妻子是躲藏的犹太人。他只是跟傅昭说,今天是他妻子的生日,他本来是跟妻子约好要一起庆祝的,但是现在他去不了了。如果他不去,他妻子会一直傻等到天亮的,所以,他请傅昭帮忙,把他给妻子准备的生日礼物送去。
傅昭爽快地答应了。施拉科夫不放心,还叮嘱了一句,你一个人去,不要告诉任何人。
当时傅昭只是点头,没有任何异议。但傅昭是聪明人,回来之后,傅昭就找到施拉科夫询问实情。因为傅昭发现拿去的是面包、乳酪、肉肠等食物,而非通常意义的生日礼物。于是傅昭试探娜塔莉,马上知道,今天并非娜塔莉的生日。
施拉科夫见瞒不过了,只能告诉傅昭,娜塔莉是躲藏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夫妻不愿意分开,当初,娜塔莉才没有跟家人一起离开德国。现在,如果娜塔莉被当局发现,就会被送进集中营,而他施拉科夫也会被赶出军队,前途未卜。傅昭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施拉科夫在傅昭发誓保守秘密之后,又说:在德国,帮助犹太人是重罪,只要是帮助过犹太人的,不管是不是德国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所以,你既然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事彻底忘掉。你是来留学的,过不了几天就会走,不要将自己卷进这里的是非当中。
在施拉科夫的哀求、威胁之下,傅昭对那天的事,始终保持沉默。
这就是昭不想讲的秘密,这就是他崩溃的原因,也可能只是原因之一。我又听见那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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